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数字媒体时代的国外游戏文化研究述评

游戏和关于游戏文化的研究传统深厚。数字媒体技术促进了网络游戏的蓬勃发展,国外关于数字媒体时代的游戏研究已成为专门的研究门类,产生了一大批游戏学家。国外的游戏文化研究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即以内容和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探析游戏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以理论辨析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理性勾勒现实生活游戏化的若干情况,以调查访谈的研究方法分析游戏玩家的身份认同。借鉴国外游戏学成果,植根中国网络游戏领域,中国的游戏文化研究大有可为。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英译为例

借助Pragglejaz团队的“隐喻识别程序”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的隐喻进行分类描述,从认知关联视角切入对各类隐喻翻译进行案例分析。为实现白皮书类外宣文本国际传播的最佳社会效益,最大语境效果、共同的语境假设以及交际传播的目的是译者在实现隐喻跨语际转换时的重要考量准则。     

论帝国的兴衰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帝国政治中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崩溃,帝国研究也被严重忽视。21世纪帝国研究再度受到关注,这既有弥补帝国研究不足的学术动因,但更有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探索新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动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帝国,例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等。这些帝国持续的时间,长久者多达千年之上,短命者则只有区区十几年。帝国的产生和兴亡既要遵循一般的普遍规律,也有其各自具体的特殊原因。从普遍规律看,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等,都是影响帝国命运的重要因素。     

多重网络中的词学研究

近20年来,词学研究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词学研究应在多重网络中展开。首先,词学是专门之学,但研究者仍需建构开放的知识网络。词乐研究虽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相对低潮。这与研究者受限于音乐知识,无法有效介入有关。词谱、词律等专门之学亦是如此。其次,可以尝试词学研究的时空延展,打造通观的“全息网络”,通过长时段的、大量的文本分析发现新话题。同时,注意域外汉籍,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新文献,启发新视角,丰富文本网络。最后,要注意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向,要建设词学检索库,善用新技术,更新研究理念,以便及时因应。但数字人文终究只是辅助研究手段,技术取代不了阅读与思考,只有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技术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词汇研究新趋势与英汉词汇对比研究的方法和内容

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和发展,现代语言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词汇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适应词汇研究的新趋势,现代英汉词汇对比研究应突破传统的窠臼,找准确有可比性的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显示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现代语义学和数理语言学的特色。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集体经济的变迁和未来发展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体系和发展模式纷繁复杂,城乡关系的变动塑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资源条件和发展空间。 文章从中国独特的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发展重要政策的视角,以城乡关系的四个发展阶段对比,分析集体经济的发展轨迹。 集体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四个阶段,并在每一阶段都具有各自的形式与特征。 2012 年至今的新发展阶段,集体经济再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基础逐步具备,未来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制度和组织创新。     

Filling the ‘empty space’: Site-specific dance in a techno club

While organisational space has received broad scholarly attention, movement in organisational spaces remains under-research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otion of site-specific dance from dance theory to consider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people, emphasising that movements are a response to a space, its materiality and context. Berghain, in Berlin an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techno clubs, is discussed as a case.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shows how a site-specific performance is created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the architecture, the sound and the music organised by the DJ, and the dancing crowd. Methodologically, the dance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approach develops suggestions for how to analyse movement interaction in organisational space. Reference to dance theory broad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organisational spaces and human interaction enable, produce and negotiate experiences that are transitory, embodied and difficult to pin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