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先验想象力：“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

“想象力”是康德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是连接“感性”和“知性”的桥梁。但是,国内外对“想象力”是与“感性、知性”并列的能力,还是“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颇有分歧。通过对康德的“想象力”的概念以及两版演绎和先验图型论中想象力的地位和作用的澄清,认为“先验想象力”是保证知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前提,是主体的创造性的体现,也是“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     

从燃烧问题研究史看科学证据的时效性

在燃烧问题研究史上,各个时期的科学家围绕燃素说或氧化理论提出了各自的证据。从时效性来看,这些证据的效用可分为永久性、实时性和虚拟性三种。永久性观点认为证据的效用不会随着假说成立与否而发生改变;实时性观点认为证据的效用会随着原有假说被推翻而失效;虚拟性观点认为只有那些支持正确假说的证据才具有真正的效用,而最终被推翻的那些假说原有的证据只不过起到了虚拟支持的作用。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困境与出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相对于此前零散的立法规定无疑是进步的,但是其在排除范围、排除程序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不利于实践运用,加上缺乏系列配套制度,以致应有的效力大大减损,有待进一步探讨完善。     

刑事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及规制——对法官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定罪量刑阶段裁量行为的分析

通过对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进行分析,指出刑事自由裁量权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提出了规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具体内容,即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多措并举提高法官素质;明确自由裁量的原则和方法,使其在合理范围内运行;改革判决书制作模式,增加对裁量行为的说理;完善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实现立法及司法控制;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实现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制约因素和对策分析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其实施却受多种因素的制约。首先,从环境因素看,我国法律缺乏足够的权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前难以从现有法律体系中获得力量。其次,从主观上看,它受到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刑事法律的主要精神、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其三,从客观上看,其实施会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问题,要实现法治,树立法律的权威,当前要做的是逐步解决上面提及的阻碍其实施的具体因素。     

心物关系问题的解决：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

西方哲学史上,自笛卡尔至胡塞尔的认识论范式内,对主观意识如何认识外物的认识论难题,有四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实在论、内在观念论、先验观念论以及先验现象学。胡塞尔1906年首次提出了认识批判,它来自康德但又在其先验现象学框架内对康德作了批判。因胡塞尔仍在笛卡尔的认识论范式内,其先验现象学的问题亦受这一认识方式本身的局限。海德格尔提出切近物的首要方式不再是人的理性认识,而是此在的非理性的、情绪性的生存体验的基础存在论,使他走出了认识论框架,建立了新的心与物的关系范式,实现了问题的“范式转换”。     

反侦查活动再生证据的收集与运用

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面对职务犯罪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针对该类犯罪反侦查活动频繁、线索来源稀缺、证据变化较大、证据链条薄弱等特点,检察机关应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切实实现由供到证的静态取证模式向由证到供的动态取证模式转变,充分利用新《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技术侦查手段,积极收集并巧妙利用犯罪分子的反侦查活动产生的再生证据,从反面进攻,打开案件缺口、强化证据锁链、扩大战斗成果,从而把死案办成铁案、小案办成大案、个案办成窝串案。     

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

诉讼证据中蕴涵的案件事实信息的收集、运用、识别和认定都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诉讼中要突出案件事实信息的法律属性,必须强化民事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或者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具有对抗性的举证和质证、分析和反驳,同时,法官应着重审查原被告或控辩双方举示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对诉讼证据中蕴涵或留存的案件事实信息是否真实,以及这些案件事实信息是否就是证据事实,这些证据事实是否能够足以证明(即恢复或还原)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根据等进行识别和认定。     

现行证据法定形式批判

我国的证据法定形式只有八种,诉讼中证据只能以这八种法定形式存在,不能再包括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这样的证据法定形式存在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证据法定形式呈现封闭性,很多证据无法归入八种限定的法定形式;二是法定证据定义阙如,各证据法定形式内涵外延不确定;三是证据法定形式划分标准混乱,各证据法定形式相互交叉叠床架屋。这种不合理的立法规定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证据法定形式形同虚设。因此,对现行的证据法定形式进行批判,着力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