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产品商业化及其存在的问题

本文概述了转基因研究及其产品商业化的基本情况,并在指出转基因产品商业化所存在的安全 性和伦理学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     

论铁道兵精神与铁路高职文化建设

铁道兵精神的核心内涵是“艰苦奋斗、志在四方”。铁道兵精神既是一种概念，一种内涵，一种财富，更是一种力量，一种追求，一种资源，其时代价值就在于它具有支撑条件、行为准则、时代内涵和精神品格。以铁道兵为背景的高职院校，基于铁道兵精神建设高职教育文化，是企业文化、职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具有科学性和理论基础。建设高职教育文化，要满足新时期的实践要求。     

Unity is strength: staff college and the British officer corps

Utilizing Bourdieu's concept of the habitus, Keith Macdonald has recently examined the elite soci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officer corps. His analysis is valid as far at it goes but it ignores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s of British offic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Britain's Joint Services Command and Staff College to assess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hree services around common forms of military practice. It argues that while the new staff college has been effective in disseminating new forms of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mong British officers, various practices have been institutionalized which actively undermine the unity of the officer corps.     

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政策与启示

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很快。但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不同国家应对转基因作物风险能力的差异，致使不同国家对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态度大相径庭。态度的巨大差异影响了公众对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接纳态度，延迟了农业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化进程，并引导着主要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政策的演进。转基因农业生物技术政策部分地来源于三种判断：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指示性的或评价性的价值判断以及纯粹的价值判断。虽然不同国家对GMO农业生物技术的态度差异较大，但其对GMO技术的研发态度是共同的：政府都在加大对人才、资金和生物资源占有权的投入，并积极组织制定许多相关的政策法规。中国在GMO农业生物技术研发的某些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困境与出路

转基因技术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技术,人们对它的大规模应用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和焦虑,并在科学上和伦理上引起了全球范围的争议。人们对转基因技术的伦理争论主要涉及仁慈、不伤害、自主、正义、尊重自然等伦理原则。由于对这些伦理原则的诉求导致了相互矛盾的实践意涵,因而使人们的争论陷入了困境。走出这种困境的方法,一是对人们所援引的伦理原则进行价值排序,一是把预防原则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决策伦理。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着众多的严峻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国的科学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其内容概括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而近年来兴起的转基因技术将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地商品化种植以来,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转基因抗虫棉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2008年我国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380万公顷,占我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66％。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对于我国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此外,在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同时,还应制定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则和制度,在让转基因作物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避免其潜在的风险。     

创建西方近代国民自卫军的先驱──马基雅维里

本文通过阐述马基雅维里艰难的军制改革历程及其对雇佣军、国民自卫军优劣之分析，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马基雅维里是创立西方近（现）代国民自卫军的先驱。     

转基因农作物研发的伦理困境与思考——从湖南黄金大米事件谈起

湖南黄金大米事件透显出转基因研发中以农作物为轴心的生态环境恶化、科技伦理中空和文化基底崩陷的总体性伦理困境。从根本上说,它仍是现代性文化观内蕴的主体与客体、理性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精神危机。转基因农作物研发困境的现代诊治须从系统文化学视角切入,直击社会的文化伦理根底,以综合观照自然、科技与人群之内在关联。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对主体间公正性与平等性的突出和约纳斯责任伦理对自然与人类未来后代的推重,为当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借鉴: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要消解以人类为中心、科技为主导、当代为关切的现代文化伦理,而建构人与自然、科学与伦理、当代与后代交互关照的新型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