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孝的观念与唐代家庭

孝观念在唐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将世俗的道德规范明确界定为法律规范 ,使礼入律法 ,刑惩非孝 ,以强制性法律手段迫使人们遵从孝道。唐代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 :家庭关系中家长权利强化 ;子女对家庭义务呈多样化发展 ,且具有了明显的强制性特征 ;家庭规模趋于扩大及同产共居式大家庭的制度化。     

论渎职罪的罪过形式

关于渎职罪的罪过形式,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以下几种学说:单一罪过说、复合罪过说、混合罪过说和模糊罪过说等.本文对上述各说进行了概述和评析,进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应采取单一罪过说的立场,即:刑法分则渎职罪章所规定的个罪的罪过形式是单一的,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且多数为故意,少数为过失;其中,滥用职权型(包括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是故意犯罪,玩忽职守型渎职犯罪是过失犯罪.     

“财产公示”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可行性研究

职务犯罪的主体自身所追求的利益与手中所掌控分配利益的权力之问的矛盾能否解决,是从根本上抑制职务犯罪的决定性因素。对这种矛盾的解决,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很多方法,财产公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章分析了财产公示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机制的可行性。     

论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健全——加强社会公众问责

政府环境责任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环境公共需求而承担的环境义务,其实现的保障就是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这其中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问责具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不具备的优势,其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最佳方式是诉讼,从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现实需要来看,强化和完善环境行政审判是其要旨所在。     

责任编辑的政治责任

作为公开出版物的鉴定人和编辑者,责任编辑不但要承担提高出版物的学术质量,而且首先要承担思想政治把关的责任.思想政治把关的任务第一,是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面的把关;第二,是宗教、民族政策方面的把关;第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方面的把关.     

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由于被审单位的错误、违法行为、经营失败,注册会计的违约、欺诈等行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滞后等原因,导致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产生。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审计研究的重点,它不仅关系到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发展,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根据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成因,应采取如下对策:第一,注册会计师行业应积极协调有关法律之间的矛盾,补充完善《注册会计师法》等有关法规中对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规定;第二,确定《独立审计准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第三,建立、健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第四,注册会计应严格遵循职业道德和专业标准要求;第五,审慎选择被审单位,认真与委托人签定业务约定书;第六,提取风险基金或购买责任保险;第七,加大行业宣传力度,降低人们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过高期望。     

侵权责任减责免责事由的制度创新与立法完善

减责免责事由是侵权责任归结的重要依据,中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具有较大的制度创新,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立法理念,但是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仍然存在不足。必须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将减责免责事由纳入侵权责任构成中,增加原则性规定,明晰模糊规定,健全具体类型,加强制度衔接,以真正实现救济受害人权利和维护行为人自由的利益平衡。     

浅谈校办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

通过对高校校办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现状的分析和认识,提出加强和改进审计工作,完善审计方法和审计途径,建立促进校办企业健康发展的工作机制,协调处理校办企业领导人员离任后遗留问题,切实加强审计业务研究,促进校办企业的健康发展。     

侵权法中的作为义务探究

国外立法例对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规制模式不尽相同,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理论界对作为义务的研究在结合中国司法实践方面略显不足。对于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探究,应当将国外立法例、中国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情况结合起来。中国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设计应当遵循如下思路:无须在一般条款中明确作为义务;合同约定不应成为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来源;不应当规定一般救助义务;作为义务来源应当具有层级性,且该层级性应当以重塑安全保障义务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