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译者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析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

本文以民初文化语境为视角,从译者的意识形态出发,结合周瘦鹃的翻译实践说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翻译实践活动的。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试论翻译的非语言的必要条件

语言结构是使翻译成为可能或不可能的必要条件.但翻译活动中其它一些诸如社会文化,不同主体的认知、审美心理、伦理观以及译者的具体介入等因素,也同时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条件--非语言的必要条件.文章通过对这些非语言的必要条件的分析,指出语言的必要条件虽然具有先在性,但非语言的必要条件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译语文本能否真实、准确、传神、有效地实现对原语文本的信息传递.     

类比与悖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困境

生态翻译学理论在实质上推动了翻译理论探索。但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关系与其所处的环境类比成一个生态圈,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就整体推理模式而言,这个理论存在“伦理-认知平行”悖论。同时,“译者中心”与它的哲学基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相背离并应用了达尔文错误的“适应/选择”理论。     

从《红楼梦》经典英译看译者修辞认知

翻译无不渗透着译者,既是读者又是译语表达者的修辞认知。从译者修辞认知入手,分析《红楼梦》三则性爱描写片断中霍克斯译本和杨宪益译本的英语译文。译者从源语到目的语转换过程中,有意识地在译文中融入了对原文自我个人主观的阅读认知,在译入语中呈现出为目的语的受众所接受的普遍再阅读认知。译者修辞认知在把握原著语言风格、再现译本翻译风格中发挥着决定作用。     

试论新罗译语的来源及其特点

9世纪,新罗人中出现了一些专门以信息沟通和语言翻译为职业的"新罗译语"。这些人大多是曾旅居唐、日本的新罗侨民,他们对语言的掌握是建立在对相关国家的文化、民俗、日常生产生活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特殊的语言学习过程和生活环境使这一特殊历史人物群体具有谙熟中、韩、日三国语言文化、一专多能、联系广泛等特点。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

在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讨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思想。郑文认为＂同情＂是雷氏诗歌翻译观的要旨,但没有指出是什么要素支撑着＂同情＂观,因此对＂同情＂的认识有欠深刻。从＂诗人即译者＂和＂罗马诗译论＂两篇文章的系统观点来看,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建立在＂灵感＂和＂平等＂这两个要素上的。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非但如此,在雷氏看来,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由此作者也成了译者,译出语也化为译入语。随着作者和译出语概念的消解,译者之间和译语之间实现了平等。雷氏的观点改变了传统译学的理论格局,具有创新意义。     

老舍小说英译作品纵览

老舍作品的翻译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意义深远.本文梳理了老舍小说英译作的种类、特点及与译者的关系;指出目前老舍译作研究的不足;提出可行的研究视角,旨在为深入研究老舍作品英译奠定基础.     

试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傲慢与偏见》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文学翻译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根本原因就在于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对比《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认为：在语言层面上,张译用词过于大胆,而孙译则较为贴切;在文化层面上,虽然两位译者使用的翻译策略不同,却各有特色;在审美层面上,孙译在准确表述原文意思的同时,还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加形象。     

逆向翻译和顺向翻译的区分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如果译者在翻译涉及的两种语言上存在语言能力的不对称性,那么译者进行顺向翻译可能要比逆向翻译更容易取得成功。虽然顺向翻译是较为理想的翻译模式,但是实际上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大量的逆向翻译活动。这些逆向翻译活动满足了翻译的实际需求,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翻译界应重视对逆向翻译的理论研究。汉英翻译人才的培养应重视顺向英汉翻译和逆向汉英翻译之间的差异,使逆向汉英翻译学习者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学,提高双语水平,加强双文化意识,拓展百科知识,有意识地努力减少这种差异,从而提高翻译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