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主体研究范式的新转向:从单一主体性到翻译的主体间性

国内外翻译的主体研究走过了一段“范式更替”的历程,并已陷入困境。主体间性哲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总结国内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五个翻译的主体,并指出“源作者—源文本—译者”和“赞助人—译者—译文读者”这两对多主体间性关系从翻译的内部(文本理解)和外部(操控因素)较好地揭示了翻译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体现了文学翻译中的“忠实性”和“创造性叛逆”的统一。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唐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寒山诗歌英译为例

从斯坦纳提出的阐释学翻译观出发,研究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并以加里.斯奈德翻译的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歌为例,分析了诗歌如何创造性地进行翻译以及创造性叛逆的具体体现,从而进一步解释了翻译不是对原作的简单模仿复制,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中国古典诗词多用对仗、富于节奏感而且意境优美。在英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导致诗词翻译的“不可译”。本文从中国古诗的意美、形美和音美的可译性限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萧译《尤利西斯》中的关照性叛逆

关照性叛逆是翻译中一种常见的叛逆行为.侧重于读者理解和阅读的萧乾、文洁若<尤利西斯>译本鲜明地凸显出关照性叛逆的诸多特点,表现形式诸如语义连贯、形远意达、     

从译语文化介入角度着眼《汤姆叔叔的小屋》在中国的接受

译语文化在文学翻译活动中的介入不可避免。通过分析《汤姆叔叔的小屋》两个处于文化转型期的译本在中国接受过程中译语文化的介入,探讨了译者、读者以及接受环境对原作所做出的创造性叛逆,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政治与译本接受在跨文化语境下的结合。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试析《哀希腊》前期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者在特定的历史视域中,从自身前理解出发,与本文进行对话所产生的对本文作者原意的背离。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分别以不同的前理解参与了同拜伦《哀希腊》的对话,在翻译中,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导致了各异的创造性叛逆。     

合唱的艺术巨献——评译作生产阶段的创造性叛逆

学术界不少研究者习惯将创造性叛逆分割为译者、读者、接受环境三个独立版块来研究其产生原因,这容易忽视其他因素在创造性叛逆中的作用。文章尝试将创造性叛逆划分为译作生产过程与译作生成之后两个阶段,并着重探讨前一阶段导致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各种因素,力图论证:正是译者个体特性、赞助人、隐含读者以及干预客体所形成的合力,共同导致此阶段的创造性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