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及经验探析

中国共产党重视干部理论教育,也注重干部理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既继承过去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的做法,又根据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建设,完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不断规范干部理论教育的组织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师资培养和考核等,使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建设不断科学化、规范化,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也形成了诸多基本经验,对新时代干部理论教育制度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湖湘文化与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的浪漫笔致

浪漫是湖南现代话剧作家创作的一大风格,该风格的产生与湖湘地域文化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奇山秀水以及浓厚巫傩风尚的滋养与孕育下,湖南现代话剧作家或将丰富想象力投注于作品,通过非常态情节的叙述令其呈现出浓郁的传奇色彩;或借助爱情故事和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痴情男女形象的描绘,表达崇情尚性的情爱观。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湖南现代话剧作家笔下的浪漫还表现出集融地域文化与时代风雨的别样形貌特征,如直白抒发情爱欲望,表现主体精神自由“灵”与社会现实“肉”间的分裂与矛盾等。     

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群际接触的 作用机制及当代启示 ——基于高甲布努瑶歌文本的研究

高甲布努瑶歌文本是瑶族用壮族古壮字传抄并以北部壮语方言为主要演述语言的民间口承文献。桂西北壮汉瑶三族交错杂居的分布特征为群际接触提供重要场域,也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空间基础。受接触场景中政治、交通、经济与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桂西北壮汉瑶三族的群际接触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接触情况,其群际接触的中介变量包括群体间的依存关系、群际互动、群际情绪和认知因素等,这些中介变量所凝练出的历史经验对当前推动民族交流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未来转向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赖以生存的环境是网络社会,网络赋能让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再完全依附甚至嵌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边界,有助于明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未来转向的理论基础和学科支撑。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转向主要包括：教学关系转向主体对主体,教育载体从板块转向共通,话语体系从逻辑映照转向人际关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未来的研究范式转向,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为指导,结合网络亚文化样态和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需求,立足于交叉学科支撑,始终扎根思想政治工作实际。     

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之源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命题,指明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建党精神贯穿于党的整个奋斗历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理论之源,赋予了党披荆斩棘之动力;“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实践之源,强化了党勤政为民之责任;“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品质之源,锤炼了党愈挫愈勇之韧性;“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价值之源,笃实了党矢志为民之决心。伟大建党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动力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之源。     

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对大数据杀熟的抑制作用

近年来,电商平台利用大数据实施消费者杀熟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对大数据杀熟现象具有抑制作用,情感态度在其中具有中介效用,但影响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运用效果层次理论探究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对大数据杀熟现象的抑制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差异通过影响消费者的情感态度间接影响消费者对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抑制行为,网络口碑则直接影响消费者对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的抑制行为。消费者应将产品差异、网络口碑纳入个人消费参考标准,以此提高消费者价格敏感度,从消费端来抑制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行为。     

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     

人民至上的伦理学分析——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构成极大威胁,也考验党和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党群干群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领导人民取得了抗疫的重大成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抗疫成功更深层次的决定性因素和价值支撑。人民至上立场集中体现为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史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宗旨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就之本;从伦理学高度审视,人民至上立场是一种根本伦理价值观和伦理精神,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伦理观;生命至上是人民至上立场的集中体现和要求,拓展了社会主义道德价值的新内涵。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