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赋与魏晋赋

鲍照赋从情感倾向、风格特点、题材内容到表现技巧,实受魏晋赋的影响:他的赋具有建安风骨的特征,其咏物赋,继承了魏晋咏物赋擅长抒情说理的特点,并有所发展,而其抒情小赋则继承了魏晋抒情小赋的感伤传统。     

黄山艺苑诗选(5)

搜集整理江德中、吴树诚、吴绮、程守4位明末清初徽籍人士的37首诗作,对作者、诗的出处、诗中涉及人物和历史作了考证。尤其对程守的生平、友人与程守的唱和作了较多的考证。     

关于做好电视成就报道的思考

文章着重探讨了电视成就报道的创新方法,在理念上提出以个性化的受众为中心、结合电视传播特点、贴近工作实际;具体方法上则提出以四个方面为突破口,即: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贴近生活;用理性思维诠释热点;用情节化的叙述,加深人们的理解;调动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增强视觉冲击力.     

归化--翻译的归途

本文从归化异化的研究现状着手,从传统翻译论和后殖民两个视阈中来看待归化和异化之争,通过对翻译的本质目的和新的后殖民视阈的分析,认为翻译真正的归途应该是归化。     

论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文化治边”之举措——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

道光年间滇南地区土司依靠清王朝授予的诰敕、号纸、印信等信物取得合法统治权之后,他们通过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浸润,采取多种举措体现自己的权力象征,以实现“文化治边”的目标。具体而言,“文化治边”举措有四：一是在物质文化方面,土司衙署的建立;二是在制度文化方面,印信号纸的获得;三是在行为文化方面,土司法令的施行;四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表征系统、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文化权力结构的建立。《滇事杂档》相关史料中以文治和教化等文化权力表征体系来治理滇南土司地区的思想,既是对清代中期官僚政治的认识与理解,又是对道光年间土司文化治权的阐述和诠释。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南宋儒家化法官的法治理念与司法实践——以理学家胡颖为例

胡颖是南宋后期的一位颇具代表性的儒家化法官,由于他既饱读经书又通晓法律,所以在他的司法审判中,突出表现出人情与法意并重,教化与刑罚并用的传统法治理念。但在南宋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却有展现出求真务实的时代精神。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嬗变

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对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士人文化心理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唐代隐逸风气兴盛,对其历史嬗变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行为心态、人格理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且对其递嬗缘由的追问,也是深入剖析唐代社会政治和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概而言之,初唐承继魏晋隐逸遗风,盛唐在隐逸中贯注入世因素,中唐淡化了士人的担当精神,晚唐以隐居避祸全身。     

永远的歌者——《张默诗选》阅读札记

在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张默对生命真谛的执着探寻和对诗歌抒情本质的深刻领悟,使他成为一个永远的歌者。从现代主义回归民族传统之后,张默诗歌激情礼赞传统文化,更用现代意识统驭传统意象,赋予传统意象以新的内涵,并以新的结构和新的形式,构建了富于民族亲和力的诗性氛围,从而给人以温熙、澄澈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