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并后的综合性大学中师范教育模式的思考

目前一些合并后的综合性大学将该校的师范教育专业分散于数个学院的师范教育管理模式,存在着无法形成保证师范教育特色的师范教育专业化教育机制和文化氛围的制度性缺陷,因而应该进行管理模式的转换。应将综合性大学中的所有师范专业集中于一个专门承担师范教育的学院,由该学院统一组织师范专业学生的各种教学、教育活动,形成综合性大学中师范教育的集中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既能充分地体现师范教育专业化的特点,又能保存现行模式的长处,从而保证综合性大学中师范教育的质量。     

Concomitants of multivariate order statistics from multivariate elliptical distributions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consider a (k + 1)n-dimensional elliptically contoured random vector (X^T₁, X₂^T, …, X^T_k, Z^T)^T = (X₁₁, …, X_1n, …, X_k1, …, X_kn, Z₁, …, Z_n)^T and derive the distribution of concomitant of multivariate order statistics arising from X₁, X₂, …, X_k. Specially, we derive a mixture representation for concomitant of bivariate order statistics.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the concomitant of bivariate order statistics is also obtained. Finally, the usefulness of our result is illustrated by a real-life data.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动态测度与实践路径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全局性部署,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透过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视角,阐述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经济运行可靠性、要素市场支撑性、统一大市场培育、贸易往来、投资往来、技术交流、国际科研七个方面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指标体系,并开展动态因子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各省份在新发展格局中的表现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不同地区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排序随着时间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影响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因素分为市场整合与营商环境、科研合作与观念开放、经济活力与信息融通、公共服务与要素流动等四大类。因此,建议加快整合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建立新发展格局的动态监测系统,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比较发展研究——在“中国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城市化是一种趋势,但不是必然趋势。中国应以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县域经济的发展带动城镇化。而不必一味强调城市化。城乡统筹的真正内涵。是由政府承担农村的公共品开支和基础设施开支。用国家“看得见的手”改善因工业化共同规律导致农业三要素净流出以及农村衰败的状况,让三要素回流,缓解三农问题。要在生态文明理念下,改化学化农业为正外部性最大化农业、现代农业等,重新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分析框架。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等造成了贫困的空间平移,其城市化是靠贫民窟实现的,只有中国是例外。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经验,同样,富有特色的中国经验也不能被别的国家所学习。印度与中国最具比较分析价值。     

生命权救济理论重构

生命权本体无民事救济权 ,是文明社会法律的遗憾 ,对死者近亲属的救济水平极低在实践中危害极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民法理论中著名的“悖论”和一些不合理的观念。本文针对以上现象 ,本着加强对生命权的保护和救济的目的 ,论证了死者应当具有救济权、死者近亲属行使双重救济权、精神损害充分赔偿、统一赔偿等等完善生命权救济理论的观点     

立足开发统筹兼顾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

论述北仑统筹城乡发展取得的成效,正确看到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明确今后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提出推进北仑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信仰—冲突—和谐——论从一元思维到多元思维的转变

以思维的对象为分类依据，思维可以分为一元思维、二元思维和多元思维。一元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起始阶段，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服从、信仰和崇拜；二元思维是人类主观能动性不断发展和膨胀阶段，它的典型特征是对立、冲突、矛盾和斗争；多元思维是在反思二元思维后期阶段所带来的人类发展的困境基础上而产生的注重多元和谐发展的阶段，它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交流性、兼容性、有机性、差异性、多样性、共生性和互补性。人类从一元思维到多元思维的转变，使得人类社会行为经历了从信仰状态进入冲突状态又到今天人们追求和谐共生状态的改变。     

基于人口转型现实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途径的探索——统一增长理论视角

人口规模（或有效劳动规模）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有助于解释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内生转型：在"马氏陷阱"阶段，农业生产技术缓慢提高，伴随着人口逐渐增长，市场也逐步扩大，使得工业企业能承担更大的固定（创新）成本，生产创新就此启动，人类摆脱了"马氏陷阱"；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又面临人口转型，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时不能再依靠单纯的人口数量增长，而是需要人力资本积累以增加有效劳动规模，进一步促进工业企业的创新，从而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基础。有效劳动规模的扩大不再仅通过正向外溢性促进技术进步，而是通过降低工业企业的创新成本直接加快技术进步。通过建立包含农业生产（服务业）部门、工业生产部门、家庭部门和政府的四部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发现适当延长劳动年限、降低老年期养老保障账户缴费贡献率及降低遗赠程度都有利于激励居民增加劳动供给，积累人力资本，进而促进技术进步，最终摆脱增长陷阱。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视为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