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城市维吾尔族农民工生活质量及改善策略——基于武汉地区的调查

基于武汉市150位维吾尔旗农民工的调查发现,由于未能熟练掌握汉语、文化程度偏低、缺乏职业培训、固有的文化差异以及部分市民的误解等原因,身处内地城市的维族农民工作时间长,劳动保障水平不高,就业途径狭窄,社会交往少,缺乏归属感,情感孤独,生活质量不高,难以迅速融入内地城市生活。为此,应积极完善城市民族社会融合政策,管理与服务并举;提高维族农民工的文化水平,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增加民族间沟通与交流,消除双方偏见,以逐渐增强维族农民正在城市的生存发展能力,创造内地城市居民和维族农民工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具有包容性的环境,提升其城市生活质量。     

湖南工业大学城乡学生体育态度和体育行为现状调查

湖南工业大学城乡学生体育态度良好,但差异显著。其体育行为主要体现为参与时间、次数、锻炼持续时间、活动目的和项目的选择。湖南工业大学城乡学生的体育态度和体育行为之间成中度的正相关关系。     

数字经济对我国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机理分析——基于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门槛模型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7个市域农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反事实方法科学测度了其经济韧性水平,并借助系统GMM模型、中介模型和动态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增强了市域农业经济韧性,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能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资本深化是数字经济提升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而对东北部地区的提升效应则不显著。动态门槛检验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特定门槛值（0147）时,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绩效评价指标与方法

综合分析、客观评价城市基础设施的运营绩效,是提高投资决策水平,改进运营管理和完善在建项目的必要环节和重要举措。根据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阶段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点,依照科学严谨、系统全面、特征突出和操作可行等要求,确立由实施效果、经济效益、可靠程度和环境影响等四个一级指标及若干二、三级指标组成评价城市基础设施运营绩效指标体系,并借助DEA方法对城市道路交通子系统(市内加油站)的运营绩效进行了案例分析。     

参与式发展与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城市自主发展和活力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城市政府纷纷提出城市经营的新思维,但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种城市经营实际上与城市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模式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即中国城市政府要从参与式发展的新范式出发,赋权于民众,建立起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在城市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北京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融入逐渐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利用北京市"城中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首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贫乏、满意度不高。闲暇时间少、收入低、社交网络窄是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加强宣传,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经常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等建议。     

“政府创新”与民族地区干部科技素养的提高

目前民族地区干部科技素养的现状难于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为保证民族地区"政府创新"顺利进行,民族地区干部必须转变观念,增强科技素养的紧迫感,抓好各类教育培训,建立相关保障机制来提高民族地区干部的科技素养。     

提高现代城市文化内涵的若干思考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市建设要把文化建设作为重要环节。提高城市文化内涵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原则、特色性和国际性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和人文相结合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等。城市文化建设的向度有科学文化、人文文化和生态文化。要注意新型工业化与城市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城市建设要文化化、人性化、数字化、国际化。     

中国的城乡差距:原因反思与政策调整

中国的城乡差距已经到达一个令人不安的水平。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分布的特点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客观上决定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但不适当的制度和政策同样是重要原因,而且更值得我们去审视和检讨。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重点突破制约"三农"问题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加速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民向非农领域的就业转移,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缩小以致最终消除城乡差距。     

体制创新与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文章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目前的关键应该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要转变政府职能,消除区域行政壁垒,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要促进跨地区企业集团的发展,发挥大企业集团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要实行土地使用制度的创新,加大开放力度,吸引外地企业、公民和外商投资;调整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使之成为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