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区中的城市：城市微博超话的可沟通性——以重庆微博超话社区为例

当前,城市微博超话研究往往聚焦于趣缘社群,可沟通性价值却被忽略。以重庆微博超话社区为研究对象,抽取400个微博样本,探究城市微博超话蕴含的可沟通城市的潜能和如何运用微博超话机制体现城市传播的三重维度,结果显示：基于信息网络,城市微博超话提供了城市居民寻求社会支持和交往的平台,守城人和城市观察者穿梭在其中;基于地理网络,具身实践书写空间体验,区县印象勾勒立体城市;基于意义网络,城市符号凝聚为城市共同体,城市居民有着“我是本地人”的城市认同。作为虚拟社区中的城市,城市微博超话具有极强的城市属性,体现了可沟通城市“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内外贯通”的内涵。     

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测评与干预——以贵州省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具有其特殊性,相关问题亟待研究和解决。通过随机和分层抽样法,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三个少数民族自治州选取100名学龄前流动儿童及21名学龄前非流动儿童作为被试,进而运用儿童入学准备综合测评工具对被试进行逐一测评。研究结果表明:非流动组和流动组儿童入学准备水平总分(M非流动组=40.95±6.88,M流动组=31.17±8.96),即非流动组入学准备水平总分高于流动组儿童。在入学准备的5个方面测试上,流动组在动作技能维度总分略高于非流动组,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学习方式、认知与一般认知、情绪与社会性、言语能力等4个维度,流动组均低于非流动组且存在显著性差异或边缘显著。针对民族地区城市流动儿童入学准备中存在的问题,需加强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扶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坚持普及学前教育,持续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进程,完善学前教育入学准备评估体系。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过度旅游的综合评价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针对过度旅游对旅游目的地造成紊乱的问题,对过度旅游的成因及危害进行总结分析,利用统计数据确定综合旅游密度、旅游强度、民宿密度3项判断过度旅游状态的指标,并将3项指标分数之和作为评价过度旅游的指标值; 使用Zipf分布双对数图与H/T断裂点法确定数据等级划分方式,采用定距分数累加方式建立过度旅游综合评价方法; 利用国内外代表性旅游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所建立综合评价方法的可行性。研究认为,过度旅游综合评价分数给出了旅游目的地过度旅游程度的相对顺序,能够推测各样本过度旅游风险所对应的要素,为制定过度旅游对应政策的优先级提供参考; 在样本城市中,国外过度旅游目的地注重流量管控、征收旅游税等三四级对策,而中国过度旅游目的地注重景区保护和流量管控等二三级对策,尽管国内样本城市旅游服务负荷已高于部分发达国家,但未出现排斥游客的过度旅游现象; 国内仍需要利用经济手段避免部分地区的旅游业依赖,升级城市景区保护为城市全域保护,适时推进旅游税政策。     

基于ROS平台的机械臂精确控制研究

基于我国东部农民工城市创业数据的分析,考察农民工城市创业历程（包括初次创业和调查时点的此次创业）是否受其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于农民工进入初次创业与进入此次创业转折点均有显著影响。由此,应尽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包括加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与创业教育等）,帮助农民工开启城市创业,并促使创业者尽快实现由生存型创业向发展型创业的转化。     

就近半城市化与去城市两级分化

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普遍选择的就近半城市化路径中,人口迁徙具有可逆性：一是从城市回流到农村的可逆性,二是从大城市回流到中小城市的可逆性。这两种可逆性勾勒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去城市两极分化”机制：类贫民窟作为物理载体仍然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但在可逆过程中,它并不会形成一个刚性的城市社会贫民阶层,进而这种可逆性成为城市社会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特大城市也会产生,但在可逆的过程中,作为纯资源接受者的中小城市将获得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契机,从而这种可逆性也构成了城市体系两极分化结构中的弹性要素。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紧张与化解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制度设计,是一种用城市生活取代传统乡土社会生活的逻辑。落实在社区治理实践之中,则常见到形式各异的紧张,主要表现为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制度之间产生的对立与冲突。以“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解释,能够发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紧张的原因、表现及正式制度推行的路径依赖。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治理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要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正视移民搬迁群体的正常诉求,及时进行自我变革;另一方面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群众要主动接受制度的规约,尽快实现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的转变。     

空间正义与城市革命 ——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正义思想研究

由于新全球化的全面扩张和都市化运动的快速推进,社会再生产的主要方式已由传统的物的生产转换为空间本身的生产,由此空间正义/不正义成为所有社会问题中的重点和热点。作为断裂化、等级化的城市空间凸显着空间非正义问题,表现在生产领域中城市空间成为受资本力量支配的新的剥削模式,分配和交换领域中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和城市贫富悬殊的加剧,消费领域中城市空间的等级化与堡垒化。在大卫·哈维看来,要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必须在城市空间开展反资本主义的斗争,重塑公民意识,争取空间生产权。     

城市规模、创业边界与企业家创业

大城市更有活力且更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导致大城市的消费者异质性偏好更强,进而可能推动企业家创业边界的降低与城市创业活动的发展。为了识别这一理论机制,本文在Zhelobodko et al.（2012）的分析框架上,通过引入城市规模和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构建了一个异质性企业家区位选择与创业的空间经济学模型,考察城市规模通过企业家创业边界对城市创业活动的影响,并基于2000-2016年20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家才能越高的企业,相应的产品定价会越低,产品需求量越大,而利润越高;（2）企业家创业边界除了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消费者多样性偏好的影响;（3）消费者多样化偏好更强的城市,城市的创业门槛更低,城市的创业活跃度更高。     

房价波动、银行信贷与产业升级——基于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检验及区域差异对比分析

房价波动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阐述房价暴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传导机制对产业升级产生抑制作用,并基于全国大中城市2007-2016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估计法检验房价波动通过银行信贷中介效应机制影响产业升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对产业升级产生负效应;第二,大中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会增加房地产银行信贷需求,挤出了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银行资金,从而抑制产业升级;第三,通过区域差异对比分析,东部大中城市银行信贷对房价波动与高新产业关系发挥中介效应,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高新产业发展资金;中部大中城市房价上涨通过吸收银行信贷挤出第三产业发展资金;银行信贷没有对西部城市的房价波动与产业升级发挥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