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和实现手段

在人民公社时期,为了使农村服从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这一社会目标体系,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刚性措施:在经济上,国家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为制度性基础,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甚至生活资料的集体控制等手段,迫使农民对"集体"经济依附;在政治上,国家行政权力通过农民所依附的集体组织和各种党群团体深入到了农村最基层,并用强制性户籍制度对农民进行人身管制;在思想上,大力宣传以阶级斗争和权力神化为主要内容的奴化文化,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中。     

“城市”考释——中国古代的商业与城市化进程

“城”最初是人类修建的环卫聚居处的防御性建筑,最初的功能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最初的功能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它的出现大约在新石器时期的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而“市”虽然出现较早,但它的完善与发展与“城”息息相关。而“市”对“城”从一种必要的补充进而到相互促进和发展。如今,人们认识到我国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其中农业尤为重要,甚至取决于农业的发展。     

文学理论体系观的先行审视与确立

在建构任何理论体系和批判任何理论体系之前,我们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确立明确的、合理的理论体系观。理论体系当有恰当的定位。理论体系当追求必要的明晰性、确定性。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对其效用当有正确认识。应当树立开放的理论体系观。     

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理论意涵与实践趋势——基于“五何”维度的分析

作为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治国理政模式,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近年的官方话语和学术研究中均是一个高频使用的重要概念。从内在涵义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具体是指基于科学的决策,立足于全国的整体和大局,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科学有效调配各领域各层级资源,集中来解决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大任务、关键问题与突出难题的治国理政模式。从演进过程来看,我们实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既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中国古代“集中力量办大工程”的沿袭,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几代领导集体提炼总结而成的。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之所以要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使然。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能有效运行并取得成功,有着深刻而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凭借依托机制。从未来实践趋势来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治国理政模式不仅要长期坚持实践,更要适应新形势和开拓新机制来推进其提升治理效能。     

1994～2007年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述评

高校贫困生资助研究在时序分布上呈现逐年递增、拐点分段、渐成体系三大特点;在研究视角上集中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社会学及统计学、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研究分为探索构建、调整完善、扩充发展和系统集成四个阶段.由于高校贫困生资助从开始为"资助"而"资助"转向为"育人"而"资助",向"公平"、"发展"和"效能"的方向发展,其研究也开始从独立、分散走向系统、集成,出现了大量综合性论文和专著,为实现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效益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随着资助从资金、政策的获取阶段转入资金、政策的整合和优化使用阶段,许多研究者开始着手研究现有资助政策、资助资源的最佳整合办法和优化配置方案.     

浅析人权白皮书中的人权话语及其变迁

分析考察历年人权白皮书,是归结整理我国官方人权话语及其变迁的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从结构体例来看,历年白皮书可以归结为三种模式:混合模式、"五位一体"模式和权利清单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权利清单模式体例更统一,用语更规范,权利编排上也更符合当今中国实际,体现出在人权观念和话语上的一些新变化。在历年白皮书中,生存权所占比重逐渐减少,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逻辑一致的。生存权在完成其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使命之后,将不再构成我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语汇。发展权利的内容日益完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2013年人权白皮书中独立成篇的社会保障权利,突出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民生"特色。发展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将成为我国今后人权话语的新重心。     

作为仪式的布依戏研究

布依戏是布依族民族民间的特色戏剧,其存在不仅与布依族的民歌、舞蹈、民间文学及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与布依族的民族民间信仰密切联系,因此可以说布依戏是多元文化的结晶。本文以“过渡仪式理论”分析布依戏神圣空间的构建,以及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转换、沟通,从而实现布依戏的神性和世俗性的意义。在这样的过程中,布依戏不仅仅是戏剧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布依族精神文化的载体,并且在布依戏中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构建的神圣空间来传递布依族文化的精神内涵。所以布依戏是一个娱人娱神的戏剧,这也是它有别于传统中国戏剧的重要表现。     

从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和汇流看当代美学的建构

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是 2 0世纪中国美学界自 5 0～ 60年代美学大讨论和 80年代“美学热”以来出现的又一次重要的理论争鸣。对此次论争的情况和意义的梳理是迫切而必须的。作者首先提出并论述了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理论资源 ,然后选取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两个典型代表——李泽厚和潘知常 ,以他们为例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的论争情况 ,在历史和逻辑的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了它们由于与世界性的人本主义美学思潮相呼应尚习 ,且向上接续了中国古典人学美学的这一脉传统而成为中国人学美学的两种当代形态 ,并在对话和互补中实现了历史性的汇流的结论。最后 ,作者初步指出了建构当代人学美学学科的可能性及意义     

论民国时期方志编修观的变革

民国时期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形成和相沿的传统的旧方志编修观被重新审视并受到批判 ,修志宗旨的创新、方志编修中进化史观的倡导、民史观的推行、综合文化观的阐扬 ,使民国时期的方志编修观发生变革 ,促进了民国新方志的编修 ,并为今日全新的方志编修观的构创和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的革新与西方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重宗法人伦 ,西方文化重个体自由 ,这是中西文化根本差异所在。在向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过渡与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必须革新重宗法人伦而轻个体自由的传统文化 ,而重个体自由的西方文化及其西方文学为这种革新正可提供有益的借鉴。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种借鉴的必要性与巨大意义。 2 1世纪的中国仍要反封建 ,仍要继续文化革新 ,仍可从西方文学中获得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