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

基于地域社会学视角审视中国乡村都市化进程,以地域社会分析框架从地域动力机制、社会样态及整合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性考察超级村庄及城中村两种特殊地域社会类型。超级村庄是典型的市场导向内生模式,而城中村则属于行政驱动外生型模式;超级村庄地域社会样态呈现一种城乡衔接带特征,而实践中的城中村则是一种新型都市村社共同体样态;超级村庄通过一种后集体主义整合机制实现集体不散的神话,而城中村则通过复调型整合机制实现暂时性秩序,最终实现类贫民窟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中国多元城镇化战略不仅要求学术界突破城乡二元对立的传统理论范式,也成为中国政府能否在城乡统筹意识话语中突破单向度发展主义模式和传统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壁垒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之实践试金石。     

从风险管理视角论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改革

通过选取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年-2013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银行高管薪酬与衡量银行风险的不良贷款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我国银行业可能存在对高管过度激励的现象。因此,推行高管薪酬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高管考核指标体系,加强风险管理,对商业银行的持续稳定经营至关重要。     

我国政策性银行效率影响因素及收敛性研究

提高政策性银行效率是实现其市场化改革和资源合理配置的必然选择.文章利用DEA超效率模型测算我国2000-201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的效率值,并采用Tobit回归模型对我国政策性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结果表明,除了成本管控能力外,资产质量、银行规模、稳定性、资产配置能力和人力资本质量等因素都对政策性银行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收敛性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我国政策性银行效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最后,根据相关实证结论提出可行性政策启示.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     

大数据时代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风险管控

基于大数据引发的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分析,深入探讨商业银行严控小微企业贷款的主要原因及其发展态势,并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小微企业风险管控模式,继而提出了商业银行管控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路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依托网上电子银行建设、贷款审查机制创新、投贷联动类业务发展等新举措,商业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时能实现低成本、低风险、高收益;借助大数据,商业银行整合小微企业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的条件已经具备,信贷风险完全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协商民主：村民自治过程中廉政治理的生长点

近年来,在多元利益分化、中国协商民主体系化、村民民主自治困境等现实逻辑下生长出的农村协商民主,有效推进了农村公共事务解决,拓展了农村治理新空间,但协商民主制约监督村级权力运行、整治侵害群众利益的价值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事实上,协商民主这一价值体现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补充民主选举,规范权力生成方式;融入民主管理和决策,制约权力运行;推动民主监督,完善村级权力监督体系,因而可成为廉政治理新的生长点。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廉政治理中,还需加强协商民主自身建设：衔接高层协商与基层协商,创新协商民主具体路径;改善农村政治贫困,培育协商主体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制度,规范村民参与程序;准确定位参与主体,保证协商民主质量。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我国科技银行发展模式探析

基于国内以银行信贷资金为主导的科技金融体系的现实，对科技银行的科技金融模式深入研究和分析，提出完善和优化科技银行发展模式的思路和建议，政府要加强与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银行自身不断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以此帮助解决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来源的匮乏,扩大资金来源渠道刻不容缓。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得力的措施,可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小额贷款组织、参与村镇银行、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应加大农村金融机构对内开放力度,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促进民间资本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