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制度安排与农民工问题——以舟山市定海区"城中村"为切入点

“城中村”是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此居住。他们与原住民比邻而居,在户籍、社会保障、治安、子女教育、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对比,从而使农民工问题在“城中村”有了集中的体现。政府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从人本管理、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倡社会新风尚、增加投入等方面切实解决“城中村”农民工问题。     

大学生村官角色距离问题探究——以南京S村为例

调查发现,大学生村官工程各相关主体对大学生村官充满期待,这些角色期待构成了大学生村官的理想角色。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代表国家权力的大学生村官实际拥有的权威与这些高期待并不对称,再加上大学生村官的角色领悟出现偏差,以及大学生村官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都使得大学生村官的理想角色与实际角色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最终大学生村官未能成为如"村民的保护者"和"国家的代理人"那样的理想角色。     

审判委员会制度重塑

作为我国独特创举的审判委员会制度,长期以来为学界所争议。总体上看,当下我国法律界对其的批评已逐渐成为主流,并且主要指向审判委员会"审判分离"、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行政化倾向严重、责任分担不明等问题。在试图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进行剖析的基础之上,尝试提出初步的改革设想,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能够符合司法审判的规律,满足司法审判实践的要求。     

论民族地区现代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

本文论述了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的内涵、民族地区构建乡村法治秩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民主建设及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加强村民自治制度化建设的建议。作者认为,乡村法治秩序能否真正形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即创造性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完善。在民族地区,当前的关键是加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建设。     

“入世”后我国农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支持

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又是蔬菜、茶叶、水果、花卉以及部分畜产品出口贸易占一定优势的国家。"入世"后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与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横向比较的方式,着重论述了"入世"后我国政府应在技术、协会、补贴等方面加大对我国农业扶持力度的重要性。     

村级治理模式探讨

社会系统学派认为组织应由共同的目标、协作的意愿和信息联系三要素构成。村级组织机构的建立 ,应以农民诉求的利益为基础。农民诉求的利益可分为个人私利最大化和公共福利最大化两种 ,所以必须建立与农民诉求利益相适应的两套组织机构 ,即农会——谋求农民福利最大化的社团法人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谋求农民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财团法人。借鉴台湾农会及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经验 ,勾画出农会及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性质及其架构     

湖南村落经济发展问题及政府职责

村是我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村落经济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村落经济在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得到真正发展。目前,湖南村落经济发展呈现的特点是:村落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落经营方式以家庭经营为主;农户以种植业为主;村落非农产业迅速发展;村落经济发展越来越超出村落范围。发展湖南村落经济需要政府有所为,做好规划、引导、支持、保护等工作,各级政府应各司其职。     

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以一个陇西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目标以来,"精细化治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以一个移民村的治理实践为例,分别从政策执行的精细化、村干部权责的精细化以及村民日常生活的精细化三个维度阐释D村乡村治理中的精细化趋向及其背后的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的精细化治理要求下,细致的政策制定构建了精细的乡村治理组织体系,从而进一步明晰了村干部的权责匹配,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精细化乡村治理路径;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精准需求助推了乡村治理评价体系的细化,又自下而上地倒逼着乡村治理朝向精细化发展。但迈向精细化的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若干现实问题,如何能在这一路径下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     

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城中村更新住房补偿基底选取及村民政策满意度研究

地方政府及开发商权衡城中村更新的经济成本后形成以家庭人口或农房初始 面积为基底的补偿策略.两类补偿分别侧重村民的成员权和住房资产累积量,相对获益群 体及村民政策满意度存在分化,识别其差异及关联性可为缓解补偿纠纷及后续政策优化提 供参考.本文在武汉市开展城中村更新的典型调查,比较住房补偿基底选取对村民住房资 产及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表明:(１)按家庭人口补偿的村民家庭户均还建住房较初始农 房面积减少１２９．８０m２,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还建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与更新前变化不大,仅 减少１４．７４m２.(２)按人口补偿城中村更新还建后村民家庭之间的住房资产趋近,相对剥 夺指数从０．４１降至０．１０;按住房面积补偿的城中村村民的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数则从０．５１ 提升到更新后的０．５４,家庭之间的住房资产差距略有增强.(３)按人口补偿使城中村原农房 面积低于４００m２ 的村民家庭住房面积有较大增加,其政策满意度高;而按住房初始面积还 建的城中村,原农房面积在２００m２ 以下的村民家庭相对受损,还建后住房资产相对剥夺指 数增加,其政策满意度低.(４)人口补偿方案考虑到原农房面积较低家庭宅基地的空间发展 权,同时避免对抢建加盖等形成的超额面积过度补偿;按住房初始面积补偿则有利于原农房 面积较大的村民家庭,但忽略了原农房面积较少家庭参与城中村更新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 的权利.关键词 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