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与共生:云南边民基督教信仰的“地方性”建构——基于盈江县支那乡白岩傈僳族村的人类学考察

白岩傈僳族村的基督教信仰,可看做研究云南边民基督教"地方性"建构历程中的一个实例与缩影。文章从云南基督教的渊源与传播史出发,探讨基督教传入后白岩傈僳族的文字、公共空间、节日与婚丧等文化的"地方性"建构;以人类学为视阈,提出在差异中抉择,可视为"共生"的架构想象,通过对上述"地方性"的逐一分析,试图对"共生"之原因进行二维度的分析。最终认为,在白岩傈僳族与基督教共同作用下的信仰建构历程中,既是双方生存的策略,亦是双方交融的结果。具体说来,抉择是武器,而共生是智慧。     

新农村建设中的大学生村官制度探析——以福建省选聘生工作为例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文章从选聘生政策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结合多年的选调（聘）生工作经历,考察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发展情况与国家的有关政策,探讨了新农村建设需要大学生村官的原因,并揭示了当前大学生村官遇到的困难,认为政府对大学生村官应＂严格入口,完善培训,优化环境,畅通出口＂,学校应＂注重培养,加强引导,跟踪服务,配套到位＂,学生村官应＂提高认识,提升能力,扎入农村,做出实效＂。     

我国目前“村民自治”研究的两个问题

进入 2 1世纪 ,村民自治研究的重点发生了转移 ,研究的路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由村民自治引发的诸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 ,其中以村级治理、村民自治中的乡村关系和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问题成为了重中之重。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在研究理论的偏好上以及在对村民自治制度相关问题的分析上还显不足。可以预计今后村民自治研究的走向是 :关于应用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等诸问题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在研究的方法选择上将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     

江、浙、鲁、粤四省工业反哺农业的现状及启示

工业反哺农业的实质就是要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已具备工业反哺农业的能力。该文以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为例,对沿海地区补农扶持政策、财政支农现状和乡镇工业补农等进行了比较研究。     

城中村、小产权房是解决我国城镇人口住房问题的有效出路

当前我国的城市住房问题,已经从民生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现有的解决手段在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前,显得缺乏力度,基本丧失有效性。在这个事关亿万居民生活的关键问题上,必须寻求制度上的突破。本文认为,现有城镇土地管理体制必须变革,集体性质的土地应加入到城镇住房建设中去。城中村和小产权房的建设,是以集体性质土地解决城市居民居住问题的有效办法,应予规范改进,进而合理发展。     

城市融入视角下的北京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状况

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融入逐渐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测度指标之一。利用北京市"城中村"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首都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贫乏、满意度不高。闲暇时间少、收入低、社交网络窄是影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据此,提出加强宣传,扩大农民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知晓度,经常开展面向农民工的文化活动,充分发挥社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在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的作用等建议。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的内容、价值与意义

贵州少数民族的村寨不只是一个地缘单位,而且还是一个血缘组织、生产生活群体、文化传承的载体。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传承研究既要着眼于传播内容、媒介、手段、传承人、受众、环境,也包括对传播文本、传播风格、传播功能、民族关系、社会组织等的分析。此项研究既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新乡贤重塑乡规民约:历史承继、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当前乡村治理中乡规民约面临德治退化、自治弱化及法治虚化等现实困境。新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精英群体,在增强乡规民约的现代性、厚植乡规民约的乡土性及强化乡规民约的权威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时代价值,是重塑乡规民约的有益主体选择。实现新乡贤在重塑乡规民约中的时代价值,需要强化乡贤文化的敦风化俗功能、构建乡贤群体的风险防范机制及发挥乡贤组织的协商共治作用。     

干群关系与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

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正呈现多发之势。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是农村干群矛盾激化的结果,凸显了干群矛盾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也表明以此为契机,构建良性互动的干群关系的紧迫性。密切干群关系,依法妥善处置村委会选举中的群体性事件,需要完善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与教育,重塑政府形象,提高农民群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水平和完善农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