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物权的公示是物权权利的公示 ,而不是通说所谓的物权变动行为的公示。同时 ,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占有而不是交付 ,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是登记簿而不是登记。物权一经公示 ,应产生公信力 ,以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因此 ,在立法上 ,应当确立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占有的公信力 )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     

贵州黔南州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乡村聚居区在传统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及不足：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意义的认知有待提升;政府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刚性规划缺失;开发的民族特色村寨功能单一;黔南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总体情况呈现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民族特色文化精品的培育顶层支撑不足;民族特色村寨开发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度不够;对传统特色老旧民宅价值认识不足。针对以上问题,首先应着力提升黔南州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开发格局,争取纳入国家改革试验规划;其二,抓住大数据与智慧乡村建设的时机,率先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示范;其三,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构建“民族特色村寨资源资本化金融服务平台”;其四,探索乡村房屋租赁权跨区域流通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农民的物权收益;其五,加大民族特色村寨品牌建设力度,增加特色村寨旅游产品附加值;其六,完善村寨文化资源资产化经营监管体系,构建村寨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长效机制。     

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定价及协调研究

研究了零售商双渠道供应链的定价策略和协调问题,建立制造商和零售商两方博弈模型,分析了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种情境下的定价决策均衡解,并设计收入共享契约来解决零售商双渠道存在的双重边际化效应。结果表明,零售商需要提供合理的收入分配比例才能实现供应链各成员利润的Pareto改进,并最终协调整个双渠道供应链。在双渠道竞争环境下,线上线下不能采取完全同价策略,企业应针对不同渠道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销售价格。     

移动舆论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新场域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兴角力场,移动舆论场在改变高校师生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对新时期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要占领意识形态高地,高校必须科学认识移动舆论场的内涵,积极研究和判断形势,利用好移动舆论场的情境创设、具象传播、动态调节、隐性型塑、社交渗透等方面优势,通过思维转变、话语转型和载体融合,切实增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性.     

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

知情权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其立法严重缺失,法律救济步履维艰。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知情权救济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理论,提出如何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创新的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重塑着人类的风险意识与危机应对观念,如果说危机意识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但风险的潜在性与不可避免性,风险与危机的不可控性与紧急性,让我们在突发的危机到来时,不能不直面风险与危机。我国现行危机管理机制刚刚起步,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与危害性,决定了在危机爆发之后,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协调机制的健全是应急处理阶段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所在。而现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健全既包括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也应包含应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政府“应急协调”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是有效发挥应急机制功能的重要途径。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的学理分析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和网络传播的发展,各级政府越来越多地与网民直接对话,通过网络问政平台引导网络舆论,政府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广州市公关服务市场与企业消费群心理研究

广州的公关服务市场历经十余载已初具规模。应如何有效地寻找市场规模化成长的契机去伴随广州经济发展的脚步迈向国际化?每一个不同的行业、每一个不同的消费群体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内容,特定的需求。如果这个群体的价值观、行为偏好、需求等各种表征都能得到很好的正面描述,那么在启动市场前就能够达到有效细分。不同层次的公关服务提供企业也能达到准确定位。     

论公共关系的底线伦理

将真实作为公关的底线伦理既是对公关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也是对公关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公关实践中对底线的突破可以是因为公关主体自身的失控,也可以是社会环境的纵容,因此建设公关伦理底线同样既取决于公关主体自身的自律,也依赖于社会的监控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