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当代文论话题——关于当代文学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的思考

当代中国文艺变革的实践 ,越来越清晰地证明 ,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形态的崛起 ,极大地冲击着既定的文学、艺术形态和规范 ,改变其存在方式 ,促使其不断地走向大众 ,融入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 ,拓展了生存、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 ,变化着的文学、艺术则以独具的审美方式 ,积极地作用了新媒体文化和大众日常艺术审美活动 ,深化其艺术意蕴 ,提升其审美境界从而形成多元共生、悖立与互动的新文艺格局。可见 ,只有立足文艺变革实践 ,洞悉文艺变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才能透过文学生存困窘的种种现象 ,窥探其发展的内在潜质与光明前景     

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制度化自律与道德驱动自律的结合

阐明了行政伦理的含义、内容;分析了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探讨了加强行政伦理建设的有效途径,即制度化自律和道德驱动自律的有机结合。制度化自律实现途径为:完善公务员的任免机制;完善法律、行政、政党、舆论和群众监督机制。道德驱动自律的实现途径为:加强行政伦理教育和行政伦理修养。     

著作权默示许可的法律性质分析

著作权默示许可是知识产权默示许可的一个下位概念,对著作权默示许可是权利限制的一种方式还是属于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关系存有争论。对著作权默示许可行为进行定性应当追本溯源,进而将之与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等权利限制制度进行比较,最后以意思表示为支撑展示著作权默示许可与许可合同的契合性,可以确定著作权默示许可是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选择的法律行为,是著作权人对其权利的一种自我限制。     

大开发与城市化浪潮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向

伴随改革的深入与经济发展,城市化浪潮悄然出现。尤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老城市不断得到更新改建,新城市不断涌现,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又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带来了未曾面对的新事物、新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内容已不能涵盖全部,有些条款亦显得不合时宜,急需改进。     

联邦体制下的“五权”设置——论《四川省宪法草案》的权力结构

《四川省宪法草案》的"五权"设置,是川省实力派军阀在联省自治地方主义影响下兴起、发展及质变之产物,是根据调整政治权力关系的需要而促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五权"设置初步廓清了省与国家以及省与地方的关系,创设了融合中西分立制衡的新"五权"以及新"五权"的载体。它虽然最终成为被四川军阀大混战和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推至岸边而搁浅的民主实验品,但除去联邦制因素,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制化企划,对依法治国的推进仍有重要的启示。     

联省自治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原因新探

20世纪20年代初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对整个20年代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运动之所以在这一时间段兴起,原因可归结为三点:军阀混战后政治格局发生变动,不但南北不能统一,而且北也不能统一北,南也不能统一南;中央集权衰弱,地方势力膨胀;各阶层人们支持联省自治。这三种因素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了联省自治运动的兴起。     

仲裁协议中意思自治原则初探

仲裁是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 ,带有“准司法”的性质。本文认为 ,意思自治作为调整私法领域的基本原则 ,在仲裁协议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我国的仲裁立法理应对仲裁协议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论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制约因素与互动机制

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有许多制约因素,既有体制内因素,又有体制外因素。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一个推拉相助的合力过程,首先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其次是一个市场驱动的过程;第三是一个社会推动的过程。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主动权在政府,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放权与控权相结合,合理配置政府与学校的办学权力;坚定性与渐进性相统一,逐步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速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加强教育法制建设,依法维护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落实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正确选择。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论农村环境自治权

农村环境自治权是一项以村民自治权为基础的社会权力,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农村环境自治权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村民个人和村委会、村民会议、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环保NGO等所有参与农村环境自治的组织。农村环境自治权的内容中的权利部分主要包括村民的环境民主决策权、环境民主管理权、环境民主监督权;权力部分则主要包括由农村环境自治组织行使的农村环境自治立法权、农村环境自治组织权、农村环境自治财政权、农村环境自治行政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