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问题的“中国式”思考路径——读别敦荣教授的《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

别敦荣教授的《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一书体现了我国学者用“中国式”的思维和语言来思考和表达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态度、观点和价值判断,反映出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紧密结合、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现实性、概念运用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等特点。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视野下的科研不端：成因与对策

我国科研不端的法治成因在于科研立法的短缺、执法上的失利烈及司法审查能力的缺失。科研幂端道德治理的脆弱所带来的道德失灵决定了科研不端法律治理的必要性。在科研不端法律治理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科研不端法律治理中,应加强科研规范立法,强化科研执法,并提升科研不端之司法审查能力。     

壮族伦理思想的和谐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壮族伦理思想中蕴藏着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意蕴和追求,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弘扬壮族伦理思想中的和谐理念,有利于协调壮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的现代冲突,为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自然基础;有利于协调壮民族地区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冲突,为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和谐稳定的秩序保障;有利于增强壮民族地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持。因此,我们应充分彰显壮族伦理思想和谐意蕴的当代价值,为壮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试论元初北方汉儒的民族观及其政治抉择

元初是一个政治格局与民族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当时在北方汉族儒士之中,少数人固守夷夏之辨观念,坚持不与蒙古政权合作的态度;多数人则从民族关系变动导致的政治现实出发,对于时势动向有着较为自觉和清醒的认识,能够通权达变,主张用夏变夷,并积极投身于元初的政治实践,大力推行汉法,从而对促进民族融合与推动元朝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论调解制度的法治价值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在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作为现代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现代法治基本人文价值。本文在调解概念界定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将调解制度置身现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思考,从多角度阐述了调解制度的复兴原因及其价值体现,认为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社会理性的成熟、法律与社会的磨合、社会自治的提高,社会自我消解纠纷机制将逐步形成,其解决纠纷的有效性也将不断提升,社会对调解制度的价值,对其功能的评价与期待,也会慢慢发生转变。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法律变通的价值蕴涵

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变通立法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法律变通是对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是民族平等权的有效保障。法律变通能够巩固民族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有效推动政治发展,促进政治文明和法治建设,实现差异性的统一,促进社会和谐。     

“镜子意识”与北宋史籍刊刻

北宋对史籍印本的刊刻、传播,使其朝野上下灌注有强烈的"镜子"意识。宋人的史学意识上,首先表现为史学观念上突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其次,则表现为对"上天感应论"持矛盾辩证的批判态度。宋人的历史辩证思想虽不能挽救北宋王朝的灭亡,但却促进了宋人"历史直觉意识"的形成,进而宋代文人也从史籍印本中揣摸出简洁、形象、生动的古文师法。简概而言,历史赋予宋人的直觉意识是,创作者虽有"意旨"主导,但是创作走向及过程却是作者无法事先控制的,它取决于作者当下创作意识的瞬间呈现,是作者以生成的观念理解存在,是对历史生活"直觉"把握的结果。此种直觉意识,也使得宋人的诗词、文章有了更多的"新变"。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及其实现

笔者运用中国1978年至2009年政府卫生支出与GDP等相关数据,对政府卫生支出的性质、最优规模及实现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政府卫生支出是生产性支出;目前中国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不足,其最优规模应占GDP的11.9%;政府卫生支出的边际产出随其规模负向变动;当年人均GDP与上年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对当年政府卫生支出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笔者在最优取向增长模型中预测了2011年至2020年各年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希望为动态实现政府卫生支出最优规模提供合理途径。     

主体性美学的理论重构——作为“交流”中西的文艺美学家殷国明

艺术主体性丧失,导致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陷入了双重困局。恢复人们对艺术的终极信仰与艺术思维,肯定人们对生命意识的共通性和艺术主体的生存超越性,是复活有生命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必然出路。在“文学是人学”的这一理论启发下,殷国明进一步提出了“美来自于艺术主体的生命体悟”的“生命说”美学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