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风景河流的保护政策探析

通过分析我国西部流域开发中的不同争论,强调河流的审美功能也同样值得关注。在对美国《自然与风景河流法案》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促进公众的参与,通过加强流域总体规划,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景河流保护体系,并形成统一的中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这将有力促进西部可持续发展。     

美国、欧盟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比较研究

分别从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专利保护的立法、判例法的发展和演变、专利申请审查实践准则等方面出发,对美国和欧盟计算机软件相关发明的专利保护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出两者现行司法和审查实践中的一致和分歧,以及各自的优劣,从而获得对中国的启示。     

论人身自由权的暂时性法律保护——以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为视角

人身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权利,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通过宪法确认,由具体的法律制度落实。我国法律制度中缺乏对行政权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得人身自由权遭到严重侵害。暂时性法律保护的权力制约性、暂时性、及时性（中止性）和救济中的救济能够实现人身自由权的保护。人身自由权遭受严重损害的现实和现有的监督机制不足以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必然。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策要求、国外的成功经验、民法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践经验以及刑罚执行上的“刀下留人”的经验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可能。暂时性人身自由的法律保护制度适用于行政行为。借鉴西方人身保护状制度、建立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事前报告审查和行政相对人请求保护制度,能够实现人身自由的暂时性法律保护。     

新媒体背景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党的十八、十九大均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的出台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但公众的参与程度与许多因素有关。在积极发动和鼓励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发挥新媒体协商平台的作用,提高新媒体的回应能力,为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保障;公众应借助新媒体互动平台的功能,进一步提升生态意识,践行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环保组织要发挥新媒体的聚焦作用,推动环保组织的成长壮大。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税务信息管理权与保护权的冲突与平衡

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信息采集、保有及使用方面存在激烈冲突。究其原因在于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具有必然性、税务信息的权利（力）边界不明且经济性日益凸显及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责任机制不健全。借鉴域外经验,中国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平衡之道在于限制公权力并进一步保障私权利,坚持税收法定、个人权利保护及狭义比例等原则。具体而言,需明确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与纳税人信息保护权的范围,构建税务信息分层管理机制,严格化税务机关信息管理的程序,完善纳税人信息的争端解决机制与违法取用纳税人信息的责任机制并加强对税务机关信息管理权的监督,促进税务信息领域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从冲突中走向平衡。     

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主导视角,利用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显示,环境管制、知识产权保护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呈非线性关系,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实施对区域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异质性.从企业生存角度出发,提出门槛效应假说,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共同发挥作用时,环境管制必须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采用门槛效应回归方法找到了环境管制与知识产权保护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门槛值,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镇化背景下大遗址管理体制的突破与困境

对大遗址管理而言,我国正稳步推进的城镇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回应这些机遇或挑战,“十一五”前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寻求大遗址管理体制中管理架构和机构的部分突破。这些突破对大遗址保护已经或正在产生积极影响,但也面临着政策不具普适性、无法根除原管理框架痼疾等困境。促成大遗址保护需求与规划的衔接、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大遗址管理,是突破困境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