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由于这一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引起国内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重组以及利益代表的重构,但是公民社会以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和独立于传统结构如家族、单位或家庭的自治为前提,涉及公民结构及其思维模式的形成等诸多因素,其形成条件在中国才显露征兆,中国现在还没有产生公民社会。把西方语境中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会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     

民族的友人--赛珍珠

赛珍珠一方面与陕北的中央政府没有直接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对新中国的某些做法不满,她及她的作品由此一直不被中国人所接受。本文通过对赛珍珠生活史实的查证了解,展示出赛珍珠对中国人民的真实感情。     

来华犹太人的国籍和法律问题(1840-1945)

1840年后,来华的犹太人主要有三大群体:第一是从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是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第三是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难民。对这三大犹太移民群体来华概况及其法律地位,特别是国籍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是在来华犹太人研究方面的深化和新领域。     

论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特征和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鲜明的特色和深厚的思想基础。详备、严格、体系化的法官违法责任追究制度 ,为当今法治国家的构建 ,提供有益思考。     

论40年代宪政运动中的中国民主同盟

随着两次宪政运动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也经历三个阶段。首先,“九一八”前后的“人权运动”和国民党的民主政策使民主知识分子得到初步整合。其次,第一次宪政运动为民盟的成立和初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第二次宪政运动使民盟经历了由兴盛到受挫的发展过程。民盟的发展命运有如下启示:首先,民盟与两次宪政运动是交织互动的;其次,说明了中国宪政与政治环境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再次,也揭示了政治现代化中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一个悖论。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安全框架的思考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方的战略互信程度不高及安全框架的安排缺失。从中国-东盟自贸区进程中的问题出发,探讨中国-东盟安全架构缺失的原因,分析双方经济、安全互动对东亚一体化的战略意义,并对双方未来经济、安全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三农问题:日本的化解与中国的借鉴

当前三农问题,举国关注,而日本的化解经验多有借鉴之处,其特色:体制构造上的三位一体,农业发展路径的工业化扬弃,农民的非农化和兼业化及农村的城乡一体化。我国在参照日本经验的同时还可超越。     

我国家族企业的产权特征及其制度学思考

制度变迁是由外部利润的存在引起的变迁需求与供给主体的变迁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家族企业现代产权制度变迁在变迁需求的诱致和供给约束下,将经历一条演化之路。在此过程中,企业主的探索和国家的支持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