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的创作与接受”研讨会综述

在上海大学影视与文学创作批评中心组织的“《南京！南京！》的创作与接受”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的教授们与该片导演陆川从社会文化及电影史等多个角度,对影片创作与接受之间存在差距的原因进行了畅所欲言的探讨和交流。石川、陈犀禾、葛红兵等教授认为,影片所采用的多重角度叙事,一方面突破了中国抗战题材影片传统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的观影困境,创作与接受之间的尴尬和争议由此产生。曲春景教授指出,“反法西斯” 环节的缺失是影片创作与接受之间出现错位的主要原因,反法西斯维度的建立是反思战争的前提。金丹元教授、程波和葛颖副教授、黄望莉和陈晓达老师以及影视学院的研究生们从电影的叙事立场与中国观众的观影心理的角度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葛红兵教授、刘海波和聂伟副教授还谈到了导演陆川对同类影片的超越,认为该片超越了中国以往同类题材的影片。陆川导演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导演阐述,认为将“小概率的日本人与普遍意义的中国人”并置,“是对创作的一种不公平”;所谓表现“日本人的忏悔”是一种误读。     

兰州市城中村居民对城中村改造的心态调查——以安宁区三个社区为例

城中村应当是最容易实现城市化的地带,因为城中村能够直接感知城市文明.城中村居民的市场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城市生活意识比较强;从现实看,城中村又是城市化过程中矛盾最集中、对城市化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地带.兰州市安宁区城中村三个社区居民对城中村改造的心态各异.但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心态有很多共性.因此,对城中村的改造要针对不同心态,实现"一村一案";针对消极心态,将"心态"和"形态"的改造结合起来.     

析网络化对文学受众主体的影响

本文借鉴媒介分析的相关理论,探讨网络传播过程中,由于网络媒介的特有形式所造成使用者阅读方式的改变,进一步提出网络媒介迅速普及对与阅读有关的学习方式和思维的影响,并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     

从《我的中国世界》看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隔膜

以赛珍珠的《我的中国世界》为例,从赛珍珠与鲁迅,赛珍珠看汉人与满人之关系,赛珍珠看中国传统教育,赛珍珠看"五四青年"及"五四新文学运动",赛珍珠看中国女性解放五个方面对赛珍珠与中国文化的隔膜进行了探讨。认为,与同时期的中国女性作家相比较,鲁迅所言"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有它的合理性。     

宋代元宵词中的士人心态

宋代元宵节是一个集商业活动、民俗文化为一体的盛大节日。以表现城市生活面貌为主的元宵词成为宋代词人透过繁华表达各自不同内心感受、思考社会人生的载体。宋代元宵词主要反映城市的元宵节盛况,是宋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岁时文化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士绅文化心态的演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使直隶士绅以保守传统为核心的文化心态受到冲击,经由忧患自尊与仇教排外文化心态,最终演变为20世纪初的出国留学考察、投身于新式教育、热心于振兴实业、投笔从戎等文化心态上。这种演变对直隶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期待的落差与角色的错位——论仕明前后宋濂心态的变化

以宋濂的人生起落为主线,从人生期待与角色扮演两个角度,可探讨其仕明前后的心态变化。儒者身份和济世情怀是宋濂弃元仕明的主要原因。明初,宋濂因政治影响而逐渐丧失儒者身份,沦为“文人”角色。这种不以文人自期而终归文人的心态变化,造成了宋濂文章由沉雄尚气到中正典雅的演变。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讨宋濂文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元明之际文化思潮的变动。     

杨汉先年谱研究

杨汉先是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光华小学培养出来的一位苗族知识分子,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教育家,因此,通过对杨汉先的年谱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老一辈民族学家的成长历程和思想情怀,在学术研究上有着积极意义。     

第28届、29届奥运会中国女排优劣势的对比分析研究

主要采用录像统计法、文献资料法、观察法、比较分析法等,对第28、29届奥运会中国女排与世界强队之间身体条件、技战术水平、心理和思想素质等进行对比分析,找出了中国女排在技战术、心理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以期为中国女排今后的训练提供参考和帮助.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失业群体心态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战争、自然灾害、不平等条约与世界经济危机等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面临就业困难和生活苦境的失业群体心态日益扭曲,被焦虑、苦闷、悲哀、紧张、恐惧、防范意识薄弱等不良情绪所困扰,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