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勃张扬的生命强力——四川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强势人物形象分析

作为巴蜀文化精英,李劼人、沙汀、周文、艾芜、罗淑等这些眷恋着也以批判的眼光谛视着自己乡土的巴蜀作家,各以自己的生命存在形式和作品人物展示、张扬着巴蜀不屈的生命意识.他们的乡土小说通过并不复杂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画廊,如横行无忌、油滑处世的地方官僚、军阀;豪侠仗义、粗犷蛮野的袍哥、土匪等,这些强势群体以其带有浓郁巴蜀地域文化色彩的性格特征展现着让人钦佩的生命激情和令人瞠目的无法无天,充溢着蓬勃张扬的生命强力.     

群体话语中的个性坚守:徐訏小说话语的叛离特征

20世纪 40年代,在时代和现实政治的强力作用下,中国现代文坛呈现出在文学的内容上强化现实的政治意识,在文学的形式上俯就战时需要的群体意识话语模式,这种模式使得当时的文学创作陷入到一种时尚的公式化倾向之中。在这种倾向的挤压下,作家们的创作精神和个性特点日益萎缩,冷静地思索与创作的尊严被时代的洪流所湮没。在这样的背境下,却有少数作家清醒于时代洪流之中,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创作品格,以不合时宜的个人话语模式记录着时代的变迁,从而构成 4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一道奇异的景观。徐訏是这一景观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在时尚的群体话语潮流中坚守着自己的个性立场,以独特的话语模式营造出一个向内掘进的艺术世界,着力展示出波谲云诡的心灵世界与主观外化的第二现实。他的创作跳出了以追求“现实”为总目标的社会政治、文化批判的狭隘视角,而融入了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的终极价值的独特判断和心理体验。     

试论凌力历史小说的审美追求--兼评《少年天子》

本文从历史小说入手,阐述了当代历史小说家凌力创作中的历史意识、现代意识,通过古、今人创作历史小说的对比揭示出凌力的审美追求与个体意识,其代表作<少年天子>[1]细述了其创作个性.     

童话与儿童小说文体的变异性与模糊性

童话与儿童小说两种文体都不是在一个早上形成的,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都是在变异中不断形成与发展的。这两种文体的基本形式特征不断形成,同时其基本形式特征的不断突破,以至二者交叉形成一种新文体。变异性以及由变异而带来的模糊性,是这两种儿童文学文体的根本属性。     

试论郁达夫小说的社会文化基础

从“五四”时期的社会文化意识入手 ,试图从另类角度解读郁达夫小说 ,在“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个性解放、忏悔意识、沉沦意识是郁达夫小说的主要社会文化基础     

走进晚清小说理论视野的叙述者

晚清小说理论批评处在中国小说理论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地带 ,尚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叙事理论品格。但是 ,晚清小说理论批评中的部分文献对现代叙事学中的“客观叙述者”、“干预叙述者”、“同叙述者”及其相应的“全知视角”、“限知视角”等问题均有所涉及 ,产生了一些虽然稚拙却也精彩的有关小说叙事方式的理论观点。从中国小说理论批评演化的角度审视 ,它们具有不可漠视的历史价值。     

诗意与悲剧——中国现代小城小说的审美风格

“诗意”与“悲剧”是东西方文学艺术共有的审美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都程度不等地蕴涵着“诗意”与“悲剧”这两种审美因素。这里的“诗意”首先来自于中国人千百年来所培养起来的审美和欣赏习惯,具体到作品本身,诗意既体现于语言、叙事风格以及由它们所形成的作品的整体情调、氛围中,又体现在作品的环境描写、人物塑造、民间习俗与民间艺术之中。这里的“悲剧”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而这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美好的青春、爱情、理想、追求和做人的意义、尊严以及生命自身。由于小城中多的是“近于无事的悲剧”,由于作者那哀而怒的矛盾情感,以及诗意与抒情成分的加入,使现代文学的小城小说中很少有纯粹的悲剧作品,也很少有纯粹的充满爱与美的诗意作品。     

叙事:小说艺术审美活动的特殊媒介

叙事性是小说艺术的历时性文体特征 ,也是小说艺术审美活动的特殊媒介 ,无论是对现实生活的“还原”、对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映 ,还是创作主体审美意识的表现 ,都是以故事为基本载体     

作为人类艺术思维方式的蒙太奇思维

蒙太奇的本质是一种艺术结构方式，它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选择和处理的方法。蒙太奇作为技巧和思维的存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人类心理学基础。随着现代小说的日趋成熟，它从电影中又进一步吸收和呈现出这一艺术思维方式，使小说技巧日趋完善。．     

《麦田里的守望者》与美国流浪汉小说

本文旨在通过剖析《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作品来阐释美国流浪汉小说所具有的定型化主角、历险记体裁、叙述体视角、插曲式结构、讽刺性意图和反传统异端精神等典型特征。同时 ,通过分析主人公的独特魅力、小说场景的特殊性和流浪结尾的特殊性 ,指出塞林格不仅继承了美国流浪汉小说的传统 ,同时又发展并超越了这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