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的变奏——试论卡夫卡对传统追寻小说的颠覆及其对昆德拉的影响

在以"追寻"为母题的诸如<天路历程>、<浮士德>等传统追寻小说中,由于追寻目的的可实现性,艰辛的追寻本身虽沉重但也由此显得意义非凡.而现代主义作家卡夫卡则从由于追寻客体的难以企及而造成的追寻过程的沉重与追寻主体的执著之间的反比例关系入手,进一步揭示了这一沉重追寻的虚幻与荒诞,完成了对传统追寻小说的颠覆.但也正是卡夫卡的这种颠覆则开启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对追寻本身的进一步思考.     

论清末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启蒙思想

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将言情与社会结合起来,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目,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的镜子面前都客观的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和态度:堕落、异化、苦闷、彷徨、追求。在这过渡时代的背后,走出了具有朦胧启蒙思想的觉醒者,开始了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尽管还体现着幼稚和不成熟,但启蒙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这段时期的历史,主要是通过新的小说形式——社会言情小说来表达的。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这个时代就不能疏忽这一时期的小说,而社会言情小说,以它思想的深刻性,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文体创作特征

明代兴起的历史演义,作为一种小说文体,在创作上具有３方面的特征：１．从题材看,以前代的平话或坊间小说作为创作的蓝本;２．从思想内容看,主张以正史为依据,以信实为文体内容核心;３．从艺术形式看,结构体制、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比“讲史”、“平话”规整、完善,而且雅化     

李伯元与“谴责小说”的兴起

晚清“谴责小说”的兴起,并非如鲁迅所论兴起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和受庚子事变的刺激,而是兴起于1903年,原因是以李伯元为代表的报人作家对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的响应。《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晚清旨在揭露官场腐败及其原因的“写实派”社会小说的典范。     

探寻人性的幽微——论刘震云小说的创作思想

刘震云的小说通过描写灰色庸俗的生活方式,表现生活丑陋、病态的本相,观照沉潜在人物精神世界中的对权力的崇尚,彰显的是国民性格中的民族痼疾,为人们提供了审视历史的新方法以及重新认识、反思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独特视角。     

新时期初王蒙对现代主义小说的探索

新时期初 ,王蒙在小说创作中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进行了尝试 ,他把对社会现实的反映聚集在人物心灵世界的塑造上 ,着意于心理描写 ,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 ;结构作品时 ,采用心理结构艺术和方式 ,即以心理过程为小说的发展线索 ;其作品主题表现出多义、丰富与朦胧。     

贵族家世与家族小说——满族作家叶广芩与张爱玲家族小说比较研究

本论文主要从家世与文学的背景和对没落家族文化的批判与眷恋两个方面进行论述的。叶广芩与张爱玲两位女作家虽然出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其家族小说都表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对贵族生活的批判与眷恋。叶广芩通过对落魄贵族心理变化的描写来剖析人性,富于历史感和真实性;张爱玲主要通过描绘人物的特性来展现小说的主题,突出人性的邪恶与扭曲,富于苍凉感,故事大多属于虚构,在虚构的故事中揭示人性,表现虚无。     

从传统走向现代——略论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语言的变革

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小说语言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这场大变革在19世纪末到五四前夕主要偏重于语言形式,努力为小说语言注入新的血液;到了五四时期,小说语言的变革具有革命的意义,不仅是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而且个人话语、启蒙话语与新型的政治话语成为小说语言的主要叙述模式。     

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小说的“游戏”品格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是一个既在潮流之中又在潮流之外的独特存在。评论者在谈到当代小说的“游戏”性质时,主要始于“现代派”、“先锋文学”,而忽略了汪曾祺的小说。笔者试图从游戏姿态、游戏心理、游戏手段和游戏取向四个方面分析,表明汪曾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进行了结合小说与游戏的最初尝试。     

新历史小说--众语喧哗下解构主义精神的独语

新历史小说承继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因,既玩味于自我意识,又联系世界,来结构新的历史--"野史",以"野史"解读正史,展示了"过去的在场".解构了传统的宏大叙事下历史的神圣与庄严,解构了人生的深厚的意蕴,以解构主义精神的独语将过去的生活呈现在当下人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