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与小说创作——从《平凡的世界》的阅读调查说起

依据多份阅读调查资料,证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发行近20年来,已成为市场上的常销书。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考察这部长篇获得市场认可的内在因素,联系当前的小说创作可得到以下启示:一是作家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二是应有平民情怀,注重表现弱势群体的生活;三是应高举人性化的道德旗帜,净化读者的灵魂;四是应倡导经典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五是应追求雅俗共赏的美学趣味。     

古典小说预叙发达的文化解读

与西方小说相比,中国古典小说预叙极为发达,这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浸润与濡染。首先,远古时期,巫史不分,这造成史传对以预叙形式出现的占卜等神秘文化的大量叙写,而史传是孕育小说的母体,自然古典小说就继承了史传的这种叙述传统,而以这些神秘文化作为预叙方式。其次,“兴”这一审美思维的导引起启功能,也导致古典小说出现了包括入话、楔子在内的各种预叙形式而古典小说评论家所谓的“弄引法”、“将雪见霰,将雨闻雷”、“隔年下种”、“草蛇灰线”等与预叙有关的手法,也与“兴”密切相关。再次,作者的文化视野,造成他们对种种预叙方式的偏爱。最后,为满足读者的结果期待意识,古典小说以副标题或回目来预叙;作者又巧妙地利用读者的这种审美心理以制造悬疑,于是章回小说每回结尾出现了预叙的俗套,在情节惊险处也经常出现预叙。     

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体现的现代派小说创作特点

本文通过分析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从她的环境描写、景物描写、人物外貌描写、小说的时间安排等方面阐述了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象征、时间错综、意象运用等现代派小说创作特点。     

当代言情小说中的女性报恩母题

女性报恩母题在当代言情小说中复现频繁且内容丰富,其中女性对恩人尤其是男性恩人以身相报的回报方式最为典型。这种回报方式强调的是女性在性和生育两个方面的社会价值,传统伦理秩序和世俗生活伦常观念是这一方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当代言情小说女性报恩的原则是恩义高于爱情,但却是以利益对等、利己为前提条件的,只是对女性的要求更为严苛。女性报恩母题的不息生命力在于对既有价值的认同而非反叛,在两岸三地均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     

借诗歌艺术手法增说部文采情韵——唐人小说诗化倾向初探

唐人小说往往以诗行文,甚至融入诗歌的手法,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创作倾向———“小说诗化倾向”。其原因固然是前代小说创作积累使然,然时代风气也不无影响,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当时诗人,而“行卷”、“温卷”的盛行又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论钱钟书小说的反爱情神话

钱氏的小说在对婚恋故事的演绎中,通过展示“无毛两足动物基本根性”的世俗化欲求,以“丈夫是女人的职业”解构“娜拉出走”的“五四”婚恋神话,以“金漆的鸟笼”与“被围困的城堡”颠覆“自由、美满、幸福”的婚恋神话,在其笔下,神圣的爱情还遭到了世俗物质欲求的消解。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抒情小说的文体特色

经过十年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抒情小说较之20年代的抒情小说在文体特点上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抒情小说的整体梳理,在与20年代抒情小说的比较基础上,着重从抒情视角、人物类型分析和审美形式的稳定几个方面分析了30年代抒情小说的文体特征,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抒情小说的艺术特点.     

小说真实性的判断标准

小说的真实性是建构小说的核心所在,是关乎小说是否成功的关键。一般来说,细节真实与对人物心理逼真的虚拟构成了传统小说的真实性。现代叙事学更注重叙事方式与角度,叙述人以其独立的叙述创造了现代小说,而细节的逼真与否反而被遮蔽和忽略。其实,小说真实性的建构并不在其内部,而是一个叙述者与读者的道德、心理立场的契合问题,双方共同的道德、心理体认促成了小说逼真性的呈现。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及基本原则——以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初夏》、贾平凹《秦腔》为例

柳青和路遥对新中国农村发展的两个历史时期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逼真的记录。路遥对《创业史》主题的否定是轻率而难以服人的。陈忠实、贾平凹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农村的分析更是独到而深刻。昨天的历史必须尊重。不管是集体化,还是责任制,都无涉姓“资”姓“社”。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既要快速推进,又不能急于求成,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突入历史间隙的女性言说——试论女性新历史小说

女性新历史小说是女性对于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一种突破,在这种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中,女性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作为言说主体,揭示历史对女性的遮蔽与改写,质疑所谓历史客观真实,大胆虚构,建立起女性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