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版本研究的误区与矫正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产生了一批如今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关于它们的版本研究业已有诸多成果,但存在着不少误区,其中包括研究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对"红色经典"潜在或显在的学术偏见等,由此造成了学术研究不够严谨规范。正因如此,研究"红色经典"的版本应该要注意传统学术方法的基础与功底,展开不带定见的精校细读,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开展综合研究,得出较为稳妥的结论。     

论19世纪中叶后日本汉文学的几个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汉文学变化极大,可以研究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三个问题论述者较少。一是对日本明治前夕志士文学的评价问题。简单地称明治前夕汉诗主流即志士诗,或简单地认为志士文学是当时汉文学最高峰,是不对的。所谓志士毕竟只占当时汉文学家少数,而且其大多在文坛上并不居重要地位;志士的诗文也并非都是志士文学,其中佳诗大多不能以志士诗目之。二是明治后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的严重性。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自其萌芽时起流毒即无孔不入,浸润于日本文学各领域,首先就是某些志士文学;其后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汉文学中军国主义流毒更为严重。从无名小卒到大官贵族,从杀人屠夫到高雅学者,都有人写鼓吹侵略的诗文。三是20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史书抹煞汉文学的错误问题。日本文学史书中,有赤裸裸直接贬斥汉文学的,也有用一些高超玄妙的理论和遮眼的手法来抹煞汉文学的。这种做法没有任何道理。     

"西语中译"的阅读与诠释--翻译语言的语言性、解释性与政治性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翻译西方的经典文献,在概念的移译上,多少潜移默化地在其“解释性”中接受其“政治性”影响。当然,翻译的“解释性”并不直接等于“政治性”,关键在于翻译所奠基的“理解—解释”之根据是“真实”,还是“真理”?而“真理”自身带有的“权力性”自然会向“政治性”转化。这只是一个总的区分,其强弱程度还要依赖许多中间环节——其中主要是推动词语选择的历史契机与精神倾向。这里简化为:在“解释性”中只限于谈“真实”与“真理”;在“政治性”中只限于谈“差异”与“选择”。而总的倾向是要归属于语言的“语言性”中聆听“道说”对意识形态化了的“诸神”或“真理”之审视与限制。     

对马恩有关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理论的再认识--兼与董学文的有关观点商榷

笼统地把文艺视为意识形态,或认为文艺是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意识形态性,都把文艺泛意识形态化。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原意,也不符合中外文学史的实际。马克思在《序言》中明确把文艺视为一定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式,其中部分属于意识形态文艺。文学史上存在着大量的非意识形态文艺和带意识形态性文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自由的精神生产区别的观点,说明应使意识形态文艺和自由生产的文艺并行不悖的发展。     

浅析新媒介环境下文学的发展态势及传播策略

文学与媒介密切相关。考察文学在媒介影响下引发的变化,能准确把握新媒介环境下文学的整体风貌与未来走向,进而根据媒介与文学的关系,从如何拓宽文学的表现范围、提升文学的影响力、抵制媒介低俗影响等方面探寻新媒介环境下文学的传播策略。     

楚风北渐与秦风东渐——论秦嘉､徐淑的文学地位

秦嘉、徐淑的诗歌既渊源于秦风,又超越秦风,融合了文人的才学灵感和不同地域文化精神而展示出崭新的精神创造,其创作上的成功标志着汉代陇右地区文化的长足进步.秦嘉、徐淑夫妇对书信体文学具有开拓之功,徐淑《答秦嘉诗》是楚风、秦韵相融合的艺术结晶,并对文人五言诗创作具有推动之功.     

女性文学相关概念的争论与确立

本文基本概念的争论和确立是国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项基础工作。由于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实践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女性文学相关概念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由强调"差异"到注重"社会性别"、"身分",理解越来越趋于学理性。这些不同的理解,大致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重读1946至1949年的西方文论经典

1946至1949年西方文论的丰硕成果,为我们书写了一段令人缅怀的批评史。短短几年间,竟有如此众多的批评经典竞相问世,而且每一部都非同凡响,的确堪称批评史上的一个奇迹。尽管那一代批评家早已风流云散,但他们的批评论著却至今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布鲁克斯的《精制的瓮》、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堪称"经典中的经典",代表了这段批评史的主导倾向。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论中国近代诗歌

这是一篇关于中国近代诗歌的综论。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价值论,主要从近代社会剧变对诗歌的期待和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终端的矛盾中确认近代诗歌的价值。第二部分为流派论,在检讨历来划分近代诗派的基础上,将近代诗歌分为一重前瞻,一重后顾的两大潮流。第三部分为特征论。先从创作思想、审美意象、体裁和语言方向说明近代诗歌与古代诗歌的连结,再从诗风转变、题材拓展、语言增新、绝句见重、诗乐结合五点说明近代诗歌有别于古代诗歌的总体特征。通篇所论均有道他人所未道之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