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岭东学者杨毓辉、杨史彬的洋务思想

１８９０年前后，在新式学校──上海格致书院里，有两位令人瞩目的岭东潮州 大埔籍青年学者杨毓辉、杨史彬。他们提出中西兼学，发展工商、振兴土货、以收利权； 设立议院以通下情；去秽政、除厘捐、以便商民；仿西法、设善堂、实行社会救济等洋务 思想。值得加以评价、研究。     

李约瑟论《周易》与中国自然科学的关系

《周易》博大精深,引起了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院士的重视,他论述了《周易》和自然科学尤其是中国自然科学的关系,并引发了学界广泛的争论。     

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瓶颈现象”的突破与推广策略

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的"瓶颈现象"直接影响了我国民族体育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与消亡。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并探讨突破瓶颈的对策并提出相应的民族体育文化推广策略。     

论中国残奥代表团形象展示与宣传十大策略

以统揽全局的视野,在对国际、国内新闻宣传及信息传播进行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残奥会特点和中国国情,提炼出10个方向的具有实践操作价值的策略：人才、媒体、明星、细节、励志、现场、互动、渠道、时机、危机策略,这些策略结合起来综合运用,有助于使东道主中国残奥代表团的形象赢得人心,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分析--以传媒类文化产业为例

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包括创意文化资源推动型创新模式、科技推动型创新模式、产业融合型创新模式和政府推动型创新模式。21世纪以来,数字化已经成为传媒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电子出版正在改变传媒产业结构。从数字出版现状来看,我国的传媒文化产业类企业的创新模式略显单一,存在创新瓶颈,文化创新亟需人才。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是互联网、多媒体技术与文化资源的结合,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之间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融合趋势。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创新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四种文化产业的创新模式都具有增长效应,充分利用四种创新模式才能实现文化产业的全面创新。     

从价值解释到价值批判——价值哲学的性质及其路径反思

原有的观点认为价值定义揭示了价值的先天本质或是一种共性归纳。但“价值”就是共相,价值定义中的“是”并非表达价值和谓词的同一性,而是揭示了切入价值问题的路径,提出了理解整个价值世界的价值模型,表达了研究者核心的价值关切和价值立场。在广义价值哲学的视野下,整个哲学的核心关切是价值问题。如果作为价值哲学起点的价值定义不过是研究者自身的核心价值关切和价值立场,价值哲学、以及整个哲学的必要性何在呢？如何使价值哲学以及整个哲学超越于消极意义上的个人私见？自觉的价值哲学的核心任务是价值解释、价值批判、价值弘扬,价值批判提供了价值哲学超越单纯个人价值呼吁的可能性,是价值哲学工作的重心所在。价值批判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对价值模型的批判分析。主客体需要关系说的价值模型是功利价值模型,它的流行有深刻的时代理由,时代的发展也提供了超越它的价值理由,而超越的方式首先在于超越其价值模型。     

基于CVaR的供应链联合促销的回购契约协调研究

运用CVaR方法,考察了风险中性的供应商和风险规避的销售商联合促销报童类商品的供应链的回购契约协调问题,从讨论中获得一些管理启示。讨论了既定回购契约下渠道成员的最优决策,并分析了回购契约参数、销售商风险规避系数、商品残值和缺货成本等外生参数对渠道成员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传统回购契约不能完成渠道协调,但引入成本分担机制的回购契约能协调不过于规避风险的供应链;指出商品残值和缺货成本对上述结论没有影响,但它们对契约选择空间和能被回购契约协调的供应链的范围具有重要影响。最后,对文中主要结论进行了数值分析。     

信息化与现代化的相互促进与发展

社会信息化是对社会以材料、能源(即物质)为基础的发展态势向以信息、材料、能源三者所并立的格局发展。我国必须从思维、观念、体制上革新转变 ,克服对信息的封锁、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弊端 ,让人民群众对信息拥有知情权和共享权 ,这样才能达到信息化 ,促进现代化的实现。     

联合促销下双渠道VMI供应链的竞争与协调

本文在双渠道VMI供应链中,假设制造商和零售商分别处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地位,考虑了制造商通过联合促销协调供应链上下游的策略以及双渠道需求之间的搭便车效应,以此为背景建立了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出了制造商的最优发货策略和零售商的最优定价与促销策略。研究发现制造商开辟网上渠道直销产品后,零售商缺货时间比例增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商承担促销成本的比例,双渠道之间的搭便车效应对供应链成员的决策和利润有显著影响。另外,双渠道的需求越不稳定,则制造商开辟网上销售渠道后获利越高,同时零售商的利润越低。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并对模型中主要参数进行了灵敏度分析。     

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瓶颈,依靠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这一问题,利用2000—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计量模型,基于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激励的视角,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1）单独来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2）在考虑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背景的条件下,由于财政纵向失衡和地方官员“自利性”的行为方式,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缺位”,进而不利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3）在考虑“唯GDP论英雄”的晋升激励机制下,会出现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进而抑制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4）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且,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激励的调节作用也呈现相反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