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悲剧中的"二律背反"臆证

本文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屈原的历史悲剧的同时 ,也用“二律背反”的哲学观点关照它 ,历史并辩证地剖析了屈原思想及行为中均可以论证 ,但在当时屈原的理性所“不可知”的四对命题 ,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屈原悲剧诞生的根本原因 ;并由此论题引出 ,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就终极而言 ,而在“终极可知”的过程中 ,从古至今及至将来 ,人类的“理性”对“自在物”的认识一直与“终极可知”相对存在着“暂不可知”的“二律背反”现象 ,因而导致了人类行为中许多的失败与悲剧。人类进步的历史其实始终是在“知”与“不知”的交错中前进的。     

浅谈康德的二律背反命题

当知性的法则超越自身的限制而运用到先验的理念时,“二律背反”命题就会出现,康德揭示其为“幻相”。并以“先验唯心论”作为解决“二律背反”的钥匙。由此,为人的认识能力作出了界定,为理性的能力和作用的领域作出了限定。     

调和法律的强制性与自由性——论民主立法通向法律信仰的实践理性根据

中国目前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实施的效果依赖于人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法律信仰面临的问题有三:如何界定非宗教意义的信仰;如何让民众真诚地拥护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如何在实践中实现法律信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康德法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入手,即如何处理法律的强制性和自由性之间的关系,这对二律背反的澄清需要的是实践理性下的民主立法概念。理论上,民主立法通过保证人们自由意志的立法,使其发自内心地服从和支持法律,信仰国法便是信仰自己所立之法。实践上,通向信仰法律之路的途径是从民主的主体、客体和程序三方面提升民主立法的程度,而非仅仅注重民主立法形式。民主立法下的法律才能最大程度地得到民众的支持与信仰,社会才能在信仰法治和敬重法律中不断发展。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二律背反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经过近40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建立起了自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有两大学派格外令人瞩目:第二语言习得先天论和第二语言习得环境论。它们以不同的理论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第二语言习得的本质和过程。先天论从人的生物属性出发,探讨影响语言习得、包括第二语言习得的各种先天因素;环境论则从语言习得的环境着手,研究促进和制约人们习得第二语言的各种环境变量。尽管它们的理论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但都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其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外语教学改革具有积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新世纪的价值天平——关于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冲突的哲学思考

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是人类价值天平上两种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价值取向。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取向的内在矛盾,深刻表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总是处在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之中。新世纪我国功利价值与伦理价值的冲突, 主要表现为道德优先与利益优先、效率优先与社会公正、发展与稳定、经济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经济生活专门化与社会生活多元性的矛盾冲突。我们的任务是面对冲突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 坚持价值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 实现道德与历史的统一; 科学划分和界定功利价值和伦理价值的评价范围, 使求“真”与求“善”在矛盾对立中达到统一; 坚持科学理性与道德理性并重,架构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教授》中的二律背反及其道德内涵

当代作家邱华栋的小说《教授》以夹叙夹议的拼贴方式评判当代社会的种种伦理失常现象,以反思型叙述揭示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以观看—被观看、封闭—开放的二元对立和背反探索隐私的危机、信仰的危机等关涉道德、伦理的主题,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从而实际上借后现代的叙事技巧实现了小说传统的社会功能。     

康德的先验自由何以可能

为解决第三个二律背反的冲突,从而确立先验自由的可能性,康德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康德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二分法,其中有两类命题的区分、主词的两种含义的区分、两类原则的区分以及主体两种性格的区分和两类背反命题的区分.     

技术发展的二律背反与现代性的困境及出路——对现代技术的解构与重建

现代技术不同于传统技术的重要方面是其发展的计划性和自主性,正是现代技术的这种特征,展现出技术发展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技术是人类理性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不断地实现着人类的理想;另一方面,技术又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并按自己的积累方式演化发展着,离人类的意旨越来越远,成为某种试图将其自身规律强加于人类之上的外在控制力量。技术发展的二律背反是现代性困境的根源,一个可能的出路是在生态文明的意义上有意识地揭示技术发展的诱导效应,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