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转型

中国地方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的一一种必然选择，其根本动力源自制度的僵滞和供需的不平衡。在社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等外在推力的驱动下，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动力呈现出既有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推动，     

东方“三月三”民俗浅议

本文结合实地考察,对东方美孚方言区"三月三"民俗文化加以浅议。     

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基于民政部全国村民自治抽样调查的分析

基于民政部2005年的全国村民自治现状抽样调查数据,对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显著地提高了村治效果;村支书在村委会兼任主任或副主任对村治效果没有显著影响,但兼任一般委员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一般委员是村支书的最优兼职模式。这一结论对于恰当处理农村"两委"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从实证角度对"两委合一"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创立体文化阵地建文明文化家庭

唐海县第一农场始建于1956年，是唐海县建场最早的国营农场。作为曹妃甸的“后花园”，场党委一班人始终将立体文化作为创建文明和谐社会的重要抓手，充分重视、大量投入。弘扬社会正气，倡导和谐民风，营造健康向上的场风。     

“中滚·十三腔”的滚门及唱腔结构探析——以南曲《听门楼》为例

南音的音乐体系由曲（散曲）、指（指套）、谱（乐器曲）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曲＂又称南曲、草曲、散曲等,其基本音乐结构由管门、滚门、撩拍三项组成。在100余个滚门中,＂中滚·十三腔＂最具特色,其唱腔最为复杂。凡属＂中滚·十三腔＂的曲子均由13个不同滚门组成,其复杂的润腔形式让一般＂曲友＂望而却步。《听门楼》是一首曲牌为＂中...     

社交“潜规则”

●没有亲眼所见，就不用急着用你的嘴巴来证明。 ●对不知道的事，直接说“不知道”才是最轻松的。     

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以最高人民法院“东风”案判决为视角

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一直是我国商标法领域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东风"案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层级法院的裁判理由及其论证思路,厘清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思路,并指出不同裁判标准为何产生纠纷的症结所在。"东风"案确立的合理注意义务与实质性损害的认定标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PRETUL"案所形成观点进行的修正,符合国际贸易形式的特点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要求,理应妥善地运用于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之中。     

伦理视角下农业的二重特性及农作“时”观念的省思

农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也是人类最早开始的有计划、有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一方面,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农业需要与大自然打交道,农业生产是在自然场所中显示和展开,自然亲自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始终。另一方面,从对人类发展的推动来看,农业是人们最早为着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社会活动。既然农业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而存在,它必然体现了人的各方面社会特征和价值。与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涉及伦理一样,农业不但具有一般伦理的特性,而且因为它同时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决定了其伦理关注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不只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更主要的是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农业关注的对象不是人,乃是有生命特性的农作物,这些农作物或者动物具备生命的类特征,而且这些生命特征出于自然,具有自然属性,这一点也决定了人在生产农作物的时候需要遵循自然的规范原则,由此亦决定了农业伦理需要在规范伦理学的框架中加以考察和认知。同时,农业是为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产生的,人对农业的判断又显示出功利性,使农业呈现功利性伦理的特征。因而,农业伦理具备了伦理学理论的各个层面,甚至将一些看似矛盾的伦理学理论恰如其分地整合在一起。农业伦理不只是单方面属于哪一个伦理理论,而是融合了伦理学中典型的两个流派即功利主义和义务论。在这种融合中,农业显明出一方面以支撑人的生存为目的,另一方面需要适应自然的客观性特征,于是农业伦理也随之在这两个层面反映出其独具特色的差异性。农业伦理的二重性不只是学理上的一种考量和认定,而且是具体地显明在农业实践之中,农业耕作中的"时"观念就是农业二重特性的实践显现,使农业伦理成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践理性。     

教派主义与叙利亚危机教派化机制浅析

关于教派因素在叙利亚危机中作用的现有研究多持工具论观点,忽视了教派身份认同被精英工具化的必要条件以及教派动员的微观机制。本文认为,教派因素确非叙利亚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阿萨德家族统治时期叙利亚社会长期积累的教派间利益分流、社会区隔和敌对情绪,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危机教派化的前提条件和大众动员的最初框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伊始,民间自发的地方性教派动员和暴力已然出现。叙国内外精英通过不同政策迅速直接或间接介入民间自发性的教派动员,制造或强化了历史积累和新近出现的教派敌意、利益冲突、能力、机会等因素,触发并加剧了“安全困境/暴力螺旋”和“群体内—群体间交互作用”两大机制,最终导致了危机的教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