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翻译论战

由于翻译活动的复杂特性,人们对其认识尚且不足,致使这一领域成为一块是非之地.“五四”期间,我国文人间翻译论战颇为频繁,其激烈之程度可谓空前.首先,围绕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同仁与胡适、茅盾及鲁迅等文人的几次翻译论战,分析了论战的缘由以及论战对我国译坛所带来的正面与负面影响,然后对几次翻译“论战”作出了评价     

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

“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满韩处处》与《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不少文献资料证明,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     

“双面”李玉刚

上世纪初,一代宗师、著名男旦梅兰芳大师活跃于舞台上,无数人为他的唱功和绝美的扮相所倾倒。时光轮转,百年之后,来自东北公主岭市一个普通农家的小伙子登上了央视舞台,在全国观众面前一展其男旦风采。他,就是李玉刚。     

“理性和形象,两种思维的交叉与融合”——论吴荪甫形象塑造中独特的艺术手法

作者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子夜》中的吴荪甫形象：一方面是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能够有力回答当时社会论争问题;另一方面是蕴含极高的审美价值,唤起读者＂美学的感应＂。纵观作者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深度、社会责任感及刻画人物的＂艺术腕力＂达到了统一,＂理性和形象,两种思维的交叉与融合＂,是作者独特的艺术创作方法,作者在吴荪甫形象中倾注了艺术创造的审美情愫,这种情愫来自于作者＂治国、齐家,平天下＂远大志向,既有理性思维的参与,又重视形象思维的＂回归＂,吴荪甫形象正是这种所谓＂矛盾＂的统一体,是主观情感与理性思维相辅相成的结果。     

对变电站“五防”实现方法的思考

凡有可能引起误操作的高压电气设备,均应装设防误装置和相应的防误电气闭锁回路,整个实际操作过程均在"五防"主机、电脑钥匙和编码锁的严格闭锁下,强制操作人员按照所开出的经过校验合格的操作票进行,从而能够达到软、硬件全方位的防误操作闭锁。     

地方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转型

中国地方社会管理创新不仅是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诉求的一一种必然选择，其根本动力源自制度的僵滞和供需的不平衡。在社会结构变迁、技术进步等外在推力的驱动下，地方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动力呈现出既有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推动，     

东方“三月三”民俗浅议

本文结合实地考察,对东方美孚方言区"三月三"民俗文化加以浅议。     

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基于民政部全国村民自治抽样调查的分析

基于民政部2005年的全国村民自治现状抽样调查数据,对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对村民自治效果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村支书在村委会兼职显著地提高了村治效果;村支书在村委会兼任主任或副主任对村治效果没有显著影响,但兼任一般委员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村支书兼任村委会一般委员是村支书的最优兼职模式。这一结论对于恰当处理农村"两委"关系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也从实证角度对"两委合一"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浅谈歌剧《卡门》中的米凯拉的音乐形象的塑造

《卡门》改编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梅里美的短篇同名小说《卡门》(又名《嘉尔曼》),讲述了天生狂放不羁的吉普赛女郎卡门的冒险经历。表现手法非常的现实,以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经历完全暴露在当时的社会里,采用现实的描绘场景,让观众能身临其境。本文将视点放在米凯拉的音乐形象的塑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