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儒学渊源

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儒学重视的诚、仁、忠、信、义与孝、慈、恕、惠、中、和、宽、恭及廉、勤、俭等德目或伦理思想,是传统美德产生与形成的主要文化根源。     

试论蕉风俳谐的形成及发展

通过论述松尾芭蕉＂蕉风俳谐＂的形成与发展,对日本独有的诗歌形式俳谐的核心理念＂风雅之诚＂、＂不易流行＂、＂轻灵＂的特质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松尾芭蕉所创立的＂蕉风俳谐＂将俳谐提升至纯文学的高度,树立了日本诗歌精神的典范。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诚斋体"的形成与杜诗的内在关联

宋代诗人受杜甫的影响很深,诗坛大家无不受其沾溉。中兴诗坛盟主杨万里钟爱杜诗,杜诗对其影响显见。探究杨万里与杜甫及杜诗之关系,对研究“诚斋体”独特诗风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具体讨论杨万里对杜诗的喜好程度以及杜甫诗风对杨万里创新求变,形成具鲜明特色的“诚斋体”的启示意义。杜甫晚年的草堂、夔州的写景咏物的诗歌,是杨万里走出江西,走进活泼自然的学习范本;杜诗跌宕曲折的精巧构思和含蓄蕴藉的深远意味对“诚斋体”艺术表现手法也不无启示。     

周濂溪诚说的《易》理阐释

诚是周濂溪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为了重塑儒学以人伦为本位的人学,建构儒学的思辨哲学,以应对佛、道的挑战,周濂溪以<周易>经传思想重新诠释了诚作为人伦之本的哲学依据,以<易>理赋予诚多方面的含义,并以之建构了诚的修养论.周濂溪诚说的理论建构,体现了鲜明的<易>理化特点.     

守住绝症弟弟,女白领用诚信叩响希望之门

<正>那一天,我不得已上路,为弟弟的生命,为一个姐姐的心。路上的艰辛,已融进我的眼睛。感恩,已化作我的坚定。在路上,我用心灵发出爱的呼喊,叩响所有背后藏有希望的门。——摘自陈竹英新浪博客"守住弟弟"为了守住患白血病的弟弟、凑齐高达30万元的巨额治疗费用,一位京城普通女白领用自己的爱心和诚信做抵押,向     

画龙点睛的说话艺术

在人际交往中,需要讲究说话艺术,因此画龙点睛的说话技巧在与人交往中就显得至关重要。所谓画龙点睛的说话技巧,就是要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含义,以少胜多,一语中的,这对打造你智慧的人生、塑造良好的社交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杨万里学杜及“诚斋体”的宗唐倾向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受到杜诗的影响,他较多地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作诗以杜诗为韵,还学习了杜诗的一些句法。但杨万里学杜成就并不高。杨万里的"诚斋体"有着轻巧灵快的写作方式和机智活泼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宗唐倾向,他同其后的永嘉四灵等一道,代表了南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向唐诗的复归。     

反求己身:杨时的格物路径

杨时认为,学道首先须明善,明善要先“致知”,“致知”在“格物”.在杨时看来,体上而言,即己即物,理完备于物我,“格物致知”可从内外两路着手,反求己身具可能性;向外格物尽理,而物多之不可胜穷,反求己身成为必要.转而杨时向内反求己身,一则反身格物,明目耳口鼻之则;终则反身而诚,举天下之物在我.他试图折衷小程向外格物穷理、大程向内反身而诚二说,然着手处仍流入大程之说.     

宋儒仁学建构的激励者——契嵩批评韩愈仁学的三重进路

以仁义界定道德,既是韩愈《原道》中的主旨,又是其仁学的核心要点和批评佛老的理论尝试。契嵩对此十分关注并着重进行了批评,从而建构了自己的仁义观。在本质上,契嵩认为仁义并非人性先天所本有的,而是后天教育的产物,是“情之善者”。在实施的条件上,契嵩借鉴了《中庸》“中庸”“诚明”两个重要概念并以之作为仁义实施的重要条件。在地位上,契嵩认为仁义本有的地位是先道德后仁义,而不是相反。从思想史上看,契嵩在批评韩愈仁义观的基础上所建构的仁学思想,从正反面两个方面影响了宋代新儒家仁学的理论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