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山明珠”罗浮镇

罗浮镇是兴宁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这里拥有36万亩山地和风景如画的渡田河生态景区,山清水秀、竹木葱茏、气候宜人,兼具山水之美,被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强华誉为"山中山明珠"。罗浮镇位于兴宁市最北部,距市区57公里,是东江河的上游和源头之一。辖区总面积273.4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85%,属山地丘陵地形,辖25个行政村...     

“四级联动”让久福老区大变样

以前我们这里道路狭窄,又难走,好多村民活了大半辈子都没去过博白。现在好了,我们这里全部通了水泥路,去哪都方便了。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大坝镇久福村主任邹颖松感慨地说。久福村是革命老区村,也是原国家司法部部长邹瑜的故乡。博白县委、县政府经常组织学生参观久福村革命旧址,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由于距县城博白太远,道路不畅,该村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没有企业和项目投资,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党史研究应重塑陈独秀的正面形象

在过去众多的历史教科书和党史著作中,陈独秀经常扮演的是反面人物：什么“急进民主派”、“右倾机会主义者”、“托陈取消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反革命”、“汉奸”、“叛徒”、“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等等。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的党。是不应该忘记历史的。尽管一生曲折、坎坷,但他始终坚持革命。坚持民主、科学、进步、爱国,     

宋庆龄转向民主革命的时间考辨

宋庆龄是20世纪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辨析宋庆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时间,对于研究其早期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究竟宋庆龄的民主革命思想始于何时,学界众说纷纭,权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是1900年前后,另一种则认为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对她的影响.这两种说法仍有待商榷和考证.通过对当时历史语境的解读和对宋庆龄文集、书信等原始文献的梳理,综合《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所提供的史料,宋庆龄转向民主革命的时间应该始于1914年.     

以库恩理论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库恩理论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它广泛应用于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应用库恩理论分析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历程,可以预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以及现阶段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格局及可能的发展结果,这一分析将有利于推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快速发展。     

从语义场理论视角看中西方颜色词意义异同

特里尔提出的语义场理论对分析词义有重要影响.颜色词语义场中各成分具有共同语义特征,但人在此基础上对颜色产生的感觉联想会引起感情变化,使颜色具有感情价值,从而传递出丰富的文化涵义,于是就出现了各颜色在中西方文化中相互区别的象征意义.语义场理论既有助于我们掌握语义场跟具体词义的关系,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更好地掌握各颜色丰富的象征意义.     

列宁关于反对"革命空谈"的思想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党内存在着严重的热衷"革命空谈"的倾向.列宁深刻揭示了"革命空谈"的实质和危害,提出了一系列反对"革命空谈"的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他指出,"革命空谈"就是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重复革命口号."革命空谈"不仅造成日益激烈的党内争论,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使党不能集中精力于党所面临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还会使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的政策产生疑惑甚至抵触情绪.列宁强调,对执政的共产党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的作用,要"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要面向未来和实践,不能停留于昨天和书本.     

作为革命领路人的基督——对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结尾的分析

在勃洛克长诗《十二个》的结尾,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戴着白色的玫瑰花环"的耶稣基督,他扛起血红的旗帜,成为革命的领路人。在勃洛克看来,革命会产生伤痛,造成新的仇恨和堕落,也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因此,革命需要耶稣基督来匡正人世、慰藉人心和改造所有人的灵魂。在勃洛克笔下,这位温柔的带有"女性的幻影"的"白色"基督,区别于教会体制和学说中的基督,代表着诗人对人类未来的终极理想。     

孙中山浙江视察及其社会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其足迹遍及海内外。1912至1916年间,孙中山曾经四次到浙江视察,杭州、绍兴、宁波、海宁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每到一处,他都会即兴发表演说,宣传他的革命思想。他还多次前往秋瑾墓、陶社等烈士陵墓或祠堂祭奠英烈。通过梳理孙中山在浙江各地的革命活动,阐述其浙江之行的社会影响,并结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相关文物,管窥孙中山如何进行革命的动员和传播。     

马克思的人权理论文本探析——兼论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的革命

人的本质是人权依附的载体,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决定着对人权理论的理解。因此,要想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首先必须要对其逻辑前提,即对人的本质的先验预设进行前提性批判。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又源出于西方形而上学及其视域下的思维方式。因此,人权、人的本质和形而上学三者之间,在理论上是一种逻辑上的包涵和承载关系。马克思在扬弃了形而上学及其视域下的思维方式以后,又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从而使人权有了现实的理论根基。马克思的人权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权理论和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