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激励员工,企业必须讲诚信

我的一位朋友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我与他的公司的一些员工很熟悉。朋友在员工培训方面是下了大力气的,定期请工程技术人员给员工讲课,员工受益匪浅。而员工也将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用于工作中,为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前不久,我来到朋友的公司,却看到一些陌生的面孔。直觉告诉我:公司最近又换了一批员工。后来,我问几位员工"跳槽"的原因,说法大致相同:公司年初承诺的"年终奖"、"业绩奖"没兑现,公司为员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得不到保障。     

为什么——悼念一棵枫树?——细读《悼念一棵枫树》,并纪念牛汉

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通行解读,不仅与作者牛汉的诗学理念相悖,也很难说清楚《悼念一棵枫树》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将牛汉的"悼念"行为放置在现代人与大自然互为主客体的敌对性关系结构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可揭开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现代性内涵。作为客体的大自然和枫树,实际上是以死亡的特殊方式唤醒了诗人,使诗人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复活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因此,《悼念一棵枫树》表达的是一个被拯救了的生命向自己的拯救者发出的致敬和感谢。     

论路易斯·卡罗尔《爱丽丝仙境漫游》中的戏仿

路易斯·卡罗尔著名小说《爱丽丝仙境漫游》至少包含4首模仿经典诗歌的戏仿诗歌。戏仿诗歌展现了其内嵌或隐身于其他文本的特点。这一特点与戏仿反对说教的娱乐性结合，共同行使了戏仿潜在的挽救性功能，使人们永远铭记可能落入湮没无闻状态的诗人及作品。戏仿作品以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严肃文学相互作用，不失为读者熟悉、研读严肃文学的一个捷径。     

《道乡集》内丹性命思想析论——兼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较

《道乡集》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一部丹经,它主张性即神,命即气(精);性命有先后天之分;先天即无极之时,后天即太极之时;内丹性命双修是以性为体,以命为用。守明堂为炼精化炁的入手功夫;守明堂最难在止念;止念之法的实质就是凝神入气穴;凝神入气穴的首务是得着玄关;凝神之法是"寂照得所"。伏气就是神气相依气穴,息定于中;心息相依,息定心亦定,心定息亦定。行周天火候,乃自然而然;十二时与十二卦均是虚比;不仅升降有沐浴,呼吸之间亦有沐浴;气来则用武火,气去则用文火。元神即火,真息即风;风火同用,精自然化为炁。这既继承前人,又多发前人之未发。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除了先天气之外,《道乡集》的上述内丹性命思想不同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马克思不平衡发展思想的双重视阈及其中国意义

广义的不平衡发展是马克思在关于"历史之谜"的唯物主义致思中叩开的新的"历史之问",它在认识论深处触及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历史辩证法立场上坚持具体统一性和灵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拒斥抽象统一性和机械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在狭义上,他揭示了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前提,亦是其再生产的后果,更是其危机扩大再生产的伴生物。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增强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理解进而坚定"四个自信",抵制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主体地位从而规约资本的创造性破坏作用、防止地方的"底特律化"等具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