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过程中的退出意愿、受偿诉求与行为策略——基于被征地者视角的本土研究述评

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和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中国,导致了被征地者这一焦点群体的迅速激增。作为征地制度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承载体,该群体在征地过程中的退出意愿、受偿诉求与行为策略等问题已得到不少本土情景下的实证研究的重视,形成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围绕“退出意愿”,研究者提出了个体特征论、家庭结构论、空间区位论、发展期望论、身份锚定论、政策认知论六种理论假说。围绕“受偿诉求”,除了通常作为谈判之焦点的补偿数额,学者们也揭示出被征地者对于分配方案、程序正义、生存保障的诉求。围绕“行为策略”,研究者主要通过博弈模型、案例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尽管部分研究已经呈现了上述三个维度之间交融沟通的趋势,但三者各自为阵的孤立局面依旧存在。如何促成被征地者的类型知识、需求学说和行动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结,揭示其中的内在机制,建立出一套整合性框架,应当成为下一步的精进方向。     

奥列·路却埃（一）

世界上再没有人比奥列·路却埃知、道的故事多了,他会讲许多很好听的故事。     

你把细节弄丢了

第一眼见到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手臂上的文身，精致细腻，层次感极强，有如水墨画般，他的嗓音，低沉、浑厚，略带忧伤气质，始终保持中等语速。安静而又清秀的脸庞透着艺术家的灵气，举手投足之间，竟有股禅意。宽大的袖服间透出的飘逸和臂上的文身相得益彰。他，就是木乃伊文身社的文身师周晓东，他的顾客都亲昵地叫他东东。     

论阿兰.巴迪欧的主体观

巴迪欧认为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传统的主体范式,唯物范式将主体简化为身体,唯心范式则将主体与身体分开。前者执著于生命中的死亡体验,是世俗性的“享受”;后者注重死亡中的生命体验,呈现为宗教般的“牺牲”,但二者最终走向死亡。因此,巴迪欧提出了第三种主体范式,它处于真理生成的轨道中,居于事件与真理之间,并忠诚于事件。在新的主体范式中,主体与身体具有同一性,既不可分也不可约,两者结合在一起,却又保持着彼此的特殊性。巴迪欧给出的是主体化的身体,这一新的身体作为两者的结合体而出现。     

论英汉词语的文化底蕴制约——从White Elephant的释义谈起

white elephant的表层意义明白易懂,而隐含其中的文化涵义却难以从词的表象中揣摩出来;“white elephant＝白象”这种“对等”而有时却大相径庭的语言现象在英汉交际中非常普遍,极易造成交际障碍与失误。词语的文化涵义渗透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语言现象。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之外,文化学习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据此,本文拟从词语、习语、修辞、句子等四个层面对英汉词语的文化涵义予以比较与分析,以揭示英汉词语的文化差异、追溯其渊源。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物质世界的一次精神突围--解读网络小说《可以说谎可以爱》

在物欲世界的重压之下，正常的人本能地寻求放松压抑的心灵、修复扭曲的人性的方式，艾闪的网络小说《可以说谎可以爱》表现的就是对被压抑的人生的逃避，试图在逃避中寻找现代人的精神出路，重新确立人生价值。     

寻求迷失的身份--解读《看不见的人》的思想主题

《看不见的人》是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埃里森的代表作。作品主要从一个辛苦为生计奔波的美国黑人青年真实的社会感受出发,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美国社会对黑人的压迫与藐视,使得处于各种不同地位的黑人们为融入白人社会而有意无意地丧失了身份。从美国黑人的身份迷失入手,对主人公丧失身份、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艰难心路历程进行分析,从而揭露了美国工业社会中,人为的精神歧视会导致黑人失去自我。     

环境公共利益对环境权“入典”的阻却

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将环境权纳入环境法典之中,但环境权“入典”必然遭遇到与环境法典中的环境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的问题。随着生态利益上升为作为法益的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共利益完成了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的转身,中国环境法律也已实现环境公共利益的体系化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普惠性和享受的天然性,使得环境权的创设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以环境公共利益为中心的未来环境法典,从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到法律救济的全过程都难以针对环境权有实质性、可操作性的规范空间。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