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晚年(中篇小说梗概)

<正>一老伴老米走了,一个人的老年生活让老顾感到很孤单。一个月前,楼下的老朱也去世了。老朱六个儿女,有公务员、警察、教师、小老板。老朱猝不及防死了,因没立遗嘱,结果儿女为了争老朱仅有的一套住房,从吵闹最终演变为打架,三个子女住进医院,等着打官司。那种混乱与尴尬让老顾都感到脸红羞耻,为此,他去了律师事务所,立了遗嘱,并做了公证。办完公证,接待     

认知运气、证言知识与知识的荣膺观

当代认识论研究逐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知识是一种认知成就,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智识德性)需要对知识的获取做出必要的贡献。这种"知识的荣膺观"为德性认识论所采纳,有助于克服盖梯尔问题所引发的认知运气难题,但在处理证言知识时却遭遇困难。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反运气德性认识论",重新审视认知能力的作用与排除认知运气的关系,使得德性认识论能够在容纳证言知识的同时克服认知运气难题。     

有只蚊子爱过你

我是一只小小的蚊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遇到了她。她是一个人类,我却发现:自己爱上了她。可不该是这样,作为一个被人类讨厌的生物,特别是她,我亲眼见到过,她对着一只还在动的甲壳虫尖叫。我知道,我不可能。我偷偷地跟着她,偷偷飞在她身后,偷偷看着她的背影。     

清华简《系年》“■(焉)”字类释

《系年》作为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的第二辑,为战国之际的历史文献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系年》中虚词"焉"字的用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焉始"形式已经在此文献中被作为固定格式使用;"焉+动词"的形式同样具有其独特的语法特色。"焉"字在楚系文字中不同的书写形式以及较为特别的语法用例,与传世文献形成鲜明对比。     

压岁钱,怎么用

小知识:压岁钱的由来传说古时有一个叫"祟"的小妖,黑身白手,他每年年三十夜出来,专门摸睡熟小孩的脑门。小孩被摸过后就会发高烧、说梦话,退烧后也会变成"祟"。当时嘉兴府有一户管姓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十分疼爱孩子。在一个年三十晚上,为了防止"祟"来侵扰,这对老夫妻一直逗孩子玩,他们用红纸包了几枚铜钱,包了拆、拆了包。但孩子玩累还是渐渐睡着了,这对老夫妻便把包好的八枚铜钱放在孩子枕边。半夜里,一阵阴风吹过,"祟"来了,他正要摸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