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桑哥的历史形象探析——基于《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

桑哥在元世祖至元中后期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政治家,对于元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史》和《汉藏史集》对于桑哥的记载都比较详尽,但是侧重点和对于桑哥历史地位的界定都存在明显的差异。通过对《元史》和《汉藏史集》相关记载的比较研究可以得知桑哥其实是一个毁誉参半的政治家:一方面,他的施政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保障了元初财政的稳定;另一方面,他提高税收、个人生活奢靡腐化,不利于元初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清明。     

为 文 化 赋 形——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艺术公赏力探源

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艺术公赏质源于以中华文化精神为底蕴呈现古典中国的物质幻像、人物幻像和诗意幻像。理想主义精神给电视剧灌注了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质和优柔的审美风格,电视剧与原著构成了相互借力、相互补充的良性循环,获得了持续而强大的艺术公赏力。     

王船山货币伦理思想探微

王船山立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货币（金钱）经济现象展开了深刻伦理审思：他提出了货币起源于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的本质是“百物之母”的科学论断;他揭露了货币的“价值幻相”以及“天下益汲汲于金钱”带来的人性的迷失;他洞见了纸币乃诚信道德产物,然而纸币形式下又隐藏着诚信道德风险。王船山的货币伦理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解读《卑劣的灵魂》中的环境种族主义

美国本土裔作家琳达·霍根的代表作《卑劣的灵魂》从美国白人与印第安人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出发,揭露了美国白人的环境非正义行为给印第安人带来的环境和精神上的双重危机。通过讲述各种环境种族主义行为及其印第安人与此反抗的各种措施,霍根积极地为印第安群体发声,呼吁并寻求环境和社会正义。     

文化寻根与流散叙事——论阿来的小说创作

自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并获茅盾文学奖以来,阿来就成为当代文坛备受关注的少数民族作家。从部落历史到集体记忆再到民间精神,他不断地在汉藏文化的夹缝间、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在人性与神性之间寻找这一地带的文化之根,并形成了一种流散叙事的视角。作家以文化反思的眼光打量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其影响,并力图从历史溯源、普世写作与语言沟通的维度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然而,他的藏汉混杂身份、他的流散叙事的双重视角似乎与他的寻根之旅造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阻碍了其作品开掘的深度,从而不得不面对来自两种强大文化的质疑。     

非指喻非指：《庄子·齐物论》中的证伪逻辑和认识论

庄子在《齐物论》中首先通过证伪逻辑的论证,指出了公孙龙《指物论》《白马论》中论证逻辑的缺陷,还反驳了名家的"坚白之辩"和"名实之辩"。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对名家的世界图景的建构方式提出了质疑,指出:通过分析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建构概念化的世界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认识的悖论;最后,庄子论证了"知通为一"以达"天籁"的认识论理想。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庄子《天地篇》哲学义解

借由庄子《天地篇》的文义辨析,本文讨论庄子学派的政治哲学思想,并追究其合理性。《天地篇》批判儒家德性政治、法家刑罚政治、名家无谓的诡辩,对历史上的儒家圣王尧、舜、周武都置辞批评,理由是他们并不真正爱民,而是为了自己需求在表演而已,并且同置曾史与桀跖,理由都是失其本性,其所追求就是上位放任,则下民自适,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力的立场。本文认为,现实之不堪,各学派所共知,至于追求何种价值,是各家自己的选择,庄子学派无须攻击他家立场,除非找到真正的宇宙规律、历史规律,才能论断高下,但这就要进行各家意旨的正确理解、准确诠释的工作了,完成了这一步,才能真正解决生命的意旨以及政治的根本的大哉问问题。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