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法之“齿”——反措施及中国对策

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与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密切相关。反措施虽然在去国际环境法的软弱性方面意义重大,但很少被采用。究其根源有二:一是反措施作为国际环境法强制保障存在一些法理困惑,如反措施实施主体困惑,但从法理上来分析这些困惑都不成问题;二是反措施本身除了存在一些传统的问题,如弱国实施困难、大国滥用、缺乏制约等等,还存在一些因为国际环境法的软法性导致的义务空洞问题和义务弹性问题。但只要尽快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变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责任公约》,并尽快缔结《世界环境公约》使国际环境义务硬化,消灭环境义务的弹性,构建强大强制保障体系,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国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推动国际环境立法和反措施制度进一步完善,同时,应该充分利用反措施手段来应对国际环境违法行为,保护本国的国际环境利益。     

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应强化行政法治

对民主与权利的追求是行政法治的价值取向,同样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政治文明要求建立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机制及程序,在法治的框架下发展民主政治,必然要依法约束和监督公共权力,做到依法行政,这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必要保障。     

冲突与和谐: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视野下的非关税壁垒

对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传统分析大多选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此类措施对社会福利以及个人效用的影响评判其合理性.本文另辟蹊径,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角度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法律诠释,就国家权力通过非关税壁垒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可能引起的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指出国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分配权的滥用以及对个人权利保护位序的错乱是非关税壁垒缺乏正当性的重要原因.为此,政府应尽量少实施涉及个人积极权利和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中产生显著财富转移效应的非关税壁垒;对涉及个人消极权利的非关税措施,则应在承认目标合理性的基础上,遵循合理的公共决策规则来确定,并重点防范实施中国家权力的滥用.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个体理性与公共生活的关系

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说的理性,在本质上是个体理性.理性是有关公民个人道德能力的前提假定.在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有关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的论证,完全依赖于个人是理性自律的道德主体这一假定.公共理性在本质上是公民个体理性正当运用的结果,并不是在个体理性之外存在着一个公共理性.公共生活的目的不是使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善实现最大化,而是使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优良的社会生活有赖于每个公民的道德努力.     

道德权利如何为正当的权利体系奠基

让法律权利趋向道德权利的正当性,并以此明确权利的道德性,是建构具有普遍伦理本质的权利体系的基础环节.道德权利没有使人走向道德善的功能,却是禁止道德恶产生的工具,因为它是人们追求利益的自由,是社会平等的前提和公权力的界限.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是异质性的存在,两者应当保持界限.道德权利对法律权利的价值范导以及它与法律权利的互释及其相对界划,使其发挥着为具有伦理普遍性的权利体系奠基的功能.在当今中国,道德权利的现实语境应为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的私权,此之为一种公共秩序意义上的正当,即一种人权.     

社会权利理论发展与“新社会权利”兴起

希腊和罗马公民权模式是社会权利的重要理论来源,欧洲及国际社会的经验事实为社会权利理论的深化作了充分准备。同时,社会权利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社会权利缺失、社会权利市场化或商品化、社会权利人本化和全球化三个阶段。随着全球化进程推进,＂新社会权利＂得以兴起,它有助于风险社会中个体风险和社会风险的释放,弹性地调节社会权利与个体生命周期关系,适应社会发展形态的转变,从而增强个体自我发发展和社会自我调节能力,与此同时,使得传统社会权利理论跳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边界,有助于形成世界性社会权利。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冷思考

人民监督员制度有违程序法定原则,违背了法律平等保护原则,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人民监督员的决定在功能上也值得质疑。因此,该项制度能否继续推行值得商榷。     

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签署揭开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章,这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路径,即集世界各国之力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适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适应公约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力度,让贪官污吏真正无处可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试探儒学社群模式下的民主化资源

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中隐藏的有益民主发展的资源,提出儒学理念下的新民主概念,即作为社会、社群存在的民主,对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中国发展民主的可能性进行了必要性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