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刑法中强奸罪立法之新趋向及借鉴

受女权运动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影响,人们对强奸罪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改变,反映在域外立法中就是:调整强奸罪的归属,取消强奸罪的主体与对象的性别限制,扩大强奸罪的行为方式以及肯定婚内强奸等。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的立法不仅滞后于时代,而且也不利于真正保护公民固有的性自主权。因此,笔者有必要借鉴域外强奸罪的立法范例,以完善我国相关之规定。     

基于熵值法的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数——以浙江省的实证研究为例

贸易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文章从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出发,提出由贸易升级指数、贸易稳定指数和贸易环保指数构成的贸易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再运用熵值法实证测算浙江省贸易可持续发展指数,结果表明浙江省2002-2004年实证研究结果符合该时期的实际情况,表明该指数和评价方法是科学合理的。     

欧盟《数据治理法》中数据共享主体的运行逻辑及对我国的启示

2021年欧盟《数据治理法》规定了公共部门机构、共享服务提供商、数据利他组织和欧洲数据创新委员会等共享主体机制,旨在推进欧盟数据的有效共享和开发利用。就实际意义而言,欧盟数据共享主体能够促进数据的重复利用、完善中介服务机构、实现社会组织利他共享等,但是现存问题也值得深思。在我国《数据安全法》已经生效的大背景下,欧盟数据共享主体的运行逻辑可以在政府部门数据开放职责、经营主体数据处理角色、第三方组织数据媒介功能等方面为我国数据共享主体制度的完善提供思路。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溯寻生根法”

思政课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核心。在思政课内容科学性价值性无可置疑的前提下,思政课内容的呈现方法和诠释方法的改革创新就成为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关键。根据问题导向的理念原则,思政课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必须针对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根据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接受、认同、行动也即知、信、行问题,结合教学实践,提出了思政课教学的溯寻生根法,具体包括理论溯根法、意志寻根法、现实生根法,以求提高思政课教学的实效,丰富思政课的教学方法体系。     

MOOC辅助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在职业教育中的探索与实践

MOOC辅助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是基于MOOC平台的智慧课堂学习模式,当前部分职业院校已经开始运用该模式进行教学。但MOOC辅助智慧课堂是新技术催生的信息产品,在职业院校中的普及率不高,教师实际应用的效率也不高。针对此种现状,本文分析了MOOC辅助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特征,提出具体实施路径并结合实际经验阐明实践效果,以期为其他职业院校教师开展课堂教学提供借鉴。     

“岗课赛证”融通路径探究

“岗课赛证”融通是跨界协调、多元共生的全新育人模式。从多年来职业教育的实践探索来看,“岗课赛证”四维融合、综合渗透的难度较大,技能培养与学历提升的失衡又影响了融通成效。“岗课赛证”融通培养高技能人才,需要完善“岗课赛证”融通的动态联动模式、完善“岗课赛证”融通的协调共生机制、完善“岗课赛证”融通的衔接贯通体系。“岗课赛证”并非岗位、课程、竞赛和职业资格证书的简单融合,而是基于学习者的需求和能力水平进行设计的有机协同系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和有效推进。     

职业院校班级分组轮流管理模式探究

把学生培养成高技能人才是新时期人才发展的重要方向。班主任作为基层的学生管理者,承担着全面培养学生素养的责任,而班级分组轮流管理是一种创新型的班级管理模式,对提高学生的积极性、自信心以及统筹管理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均有较大促进作用,有利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     

提质培优新阶段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的着力点

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具有独特的目标任务、内容和研究价值。本文细化职业教育教科研工作的任务路线图,聚焦《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重点目标任务研究,阐述如何在质量提升、立德树人、“三教”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等方面,提升职业教育教科研有效性、实效性和针对性,促进改革措施的落实、落地、落细、见效,为“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以质图强”提供教科研能力支撑。     

法秩序统一视角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出罪机制

在法秩序统一视角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出罪对商业秘密的内涵存在误读,对情节严重的理解存在偏差,对合规企业的出罪规定有失偏颇。其深层原因在于对法秩序统一原理的不当解读及对法益保护的不当把握。处理商业秘密刑事案件应以部门法从属性原则和复合法益为指导,在不违反前置法模式下,将不属于商业秘密的情形及归属于反向工程的情形予以出罪;在仅违反前置法模式下,将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案件和已具备合规条件的企业予以出罪。     

论我国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的构建——基于对日本立法和实践的考察

完善核损害赔偿程序机制是我国核领域立法需考虑的重要课题。核损害赔偿案件通常具有损害范围大、损害持续时间长、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复杂等特点,要求纠纷解决机制具备高效性、专业性、成本可接受性、公正性与权威性等性能。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充分满足这些要求,建立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参考日本经验,我国可建立由国家核安全局主导的核损害赔偿纠纷行政调解机制。该机制应从调解机构的组织定位与职能配置、人员构成、调解程序与费用安排等方面进行设计,以保障其解决核损害赔偿纠纷的能力、效率和成本优势;应定位于可供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通过与司法机制的有效衔接来增强其调解的效力,保障当事人能够获得充分救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