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局外人》的几种读法

加缪的名著《局外人》出版后，域外研究可谓浩如烟海。系统梳理这些研究，有三个方面的重要论述值得阐发：1.从文本形式的角度进行分析，主要涉及到语言和叙事；2.从三种不同层面的“荒谬”说来阐释《局外人》的精神内涵，分别为默尔索个性的荒谬、存在主义的荒谬和作为社会批判的荒谬；3.从两种社会理论的认识框架来把握该小说的可能意义，关涉的主要是康德目的王国与马克思交换价值的理论。文章最后结合基拉尔的分析，通过《局外人》与加缪晚期小说《堕落》的对比，尝试指出《局外人》艺术上的某些局限。     

茶酒争胜与文化张力:以《茶酒论》为中心的考察

茶与酒作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形式，相互之间各有所长而内在紧张。敦煌写本《茶酒论》生动刻画了茶酒之辩的核心问题，从自然属性、社会功用、健康养生到道德教化，茶酒之间历经了茶酒并行、茶酒争胜、褒茶贬酒的趋向，最后以水的出场调和而告终。研究茶酒之辩，既要汲取与超越以茶喻佛、以酒喻道、以水喻儒、三教合流的解释，更要借鉴茶酒争胜所展示的文化张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德育的历史阶段划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德育,经历了"运动式融入""争鸣式融入"和"生态式融入"三个发展阶段,走过了一条改造适应、平等互鉴、自信自强的发展道路,彰显出"民主—法治—生态"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整体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强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促进我国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核心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程度,进而决定了我国综合实力的发展水平。因此,本研究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进行简单的介绍和探讨,并将进一步说明核心文化因素对于我们的影响与启示。     

《文心雕龙》与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

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比较成熟的对策机制和对策文,但理论界多年来对其缺乏深入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成熟期的中国文论,对于对策人的才能、对策内容、对策文撰写的基本要求等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可以说是中国对策理论的早期建构。刘勰认为,对策之人既要通政务又要擅文才,必须是一个精通古今的通才;对策文在内容上要切中时务,提出切实可行的"治道"和"政术";对策文在行文上要以理服人,文辞质朴,不追求华藻丽辞。这些早期的对策理论,对我们今天的对策研究和对策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等同于逻辑与历史的完全一致,而是内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就必然涉及逻辑与历史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观点,批判蒲鲁东主义逻辑先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错误,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论证了历史优先于逻辑的观点.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确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优先原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应坚持历史优先原则,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我们既要从“四史”中汲取知识材料和价值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也要从“四史”的群体宣传、社会传播和代际传承着手,致力于解决理论性与感染力的矛盾问题,寻求历史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