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十分必要的一战

我们的政冶共识是否建立在某种共同认可的原则和假定之上？我们是否具有某种共同队可的价值判断？从本质上讲，这些原则、假定抑或价值判断真的存在吗？除了对诸如民主等普世价值的一般信仰外，当我们面对二战是一场“正义之战”并值得一搏的观点时，人们可能会采用最为宽泛的衡量标准来看待这种共识。而且，假如我们不能容忍政治不道德和政治懦弱，     

深深父爱让人窒息,乖乖女一路堕落成劫匪

2006年5月25日,29岁的杨晓晓和两名老乡在三亚以网上色相为诱饵,将一名老总劫财谋命后又抛尸于深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杨晓晓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拥有大学本科文凭。这样一个女孩子怎会干出劫财害命的事呢?     

花甲老人的两次创业传奇

从51岁退休开始第一次创业,到61岁成功转型进行第二次创业,江西老太胡衡芝实现了要让晚年生活不但过得充实,还要焕发出光彩的创业梦想,同时也给那些还在创业路上犹豫不决的朋友们带来一个启示:创业不分先后,年龄不论大小,只要投身参与,肯定乐趣无穷!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初等教育服务产出的质量调整方法研究

教育核算是非市场产出核算中的重要部分,而初等教育的产出综合又涉及到教学质量的调整。文章就初等教育产出核算中的质量调整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根据中国初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部分进行讨论。每一部分又分别从一个教学单位内部和不同教学单位之间分别进行质量调整。     

慢·多·宽·实——低段写话训练有效操作的方法

工作15年,一直担任小学高段语文教学,第一次教一年级。当第一次接触这些可爱的小娃娃时,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写字?基本不会;拼音?前后鼻音、平翘舌音还没分清;说话?疙疙瘩瘩。不过有了高段作文的教学经验,我想:还是要从起步抓起。     

一颗自己的心

暖睛的午后，斜阳照进我家廊子里头。我靠着一只旧藤椅，拿一本书，纸片与钢笔散漫木桌上。一杯新沏的绿茶，是淡淡的龙井，有浅浅的碧绿，杯口一柱热气，袅袅腾腾。这是我吗？     

“一核多元”型社区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体现国家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公共价值和战略三角模 型间关系,从党建引领视角提出“一核多元”型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采用张力分析工具,从使命管 理、政治管理与运营管理层面建构综合整治张力分析模型。 分析发现,党建引领的综合整治合作生产可促进社区合作生产网 络的形成与发展,这对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