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与万历朝鲜战争

《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王锡爵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具体行迹只字未提。那么,当战争发生时,作为内阁首辅的王锡爵是否参与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通过对援朝御倭文献中王锡爵行迹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在援救朝鲜决策、保护前线将帅并疏导二人之间矛盾、确定明日议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关于朝鲜御倭事务、北边事务等方面,王锡爵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深刻认识。     

试析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朝鲜白银之解禁

1429年,在朝鲜多年陈请下,明廷免除朝鲜的金银岁贡,为了避嫌,朝鲜从此在国内禁用白银,而以楮布为主要流通货币。1592年,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廷迅速赐给朝鲜两万两白银,宣祖当即赐给身边人员,人人有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白银是朝鲜国王给朝臣的赏赐,并非军饷,亦非货币。在跟明、日交往时,常需用白银,战争期间更是必不可少。明大军开赴朝鲜,带来大量白银,对朝鲜产生巨大影响。为了确保朝鲜白银的来源,宋应昌等极力鼓动朝鲜开采银矿,发现了端川等多处银矿,1594年以后,每年都能开采一些白银,宣祖终于解除白银禁令,朝鲜各地渐渐接受白银为货币。尽管历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朝鲜最终融入了东亚白银世界之中。     

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与地方控制——基于《新设汾州府碑记》的考察

文章以收载于清乾隆年间《汾州府志》中的《新设汾州府碑记》为基础,结合《明史》、《明实录》等史料对明代汾州府这一统县政区的设置原因、过程、结果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认为,万历年间汾州升府作为明代山西政区变动的重要内容,与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需求加强之间有重要关系.     

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新考

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确实大幅削减,但此后宗禄拖欠问题依然长期严峻。正是万历十一年的周府岁禄拖欠问题,直接触发了宗禄定为永额举措的出台。先由钦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与各抚按及各该亲郡王条议,数年后又经廷议,万历十八年六月明神宗下令将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并辅以其他重要条款。直到万历末年、天启年间,随着明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和持续,天启五年明熹宗下令也将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宗禄定为永额。宗禄定额举措陆续出台后,宗禄的拖欠依然时有发生。因为明朝宗禄的总额实在太过庞大,加以农业灾荒、地方拖欠等原因的制约。但明朝毕竟在明亡前已经根本控制了各地宗禄的继续增长势头,在宗禄时常拖欠的背景下,宗禄定为永额之举,确实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宗藩的生存危机。     

读《菜根谭》有感

近日读明人洪应明的语录体著作《菜根谭》。《菜根谭》是洪应明的主要著作之一。写于明万历年间,距今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然而这本好书却一直鲜有人所闻．直至近年才被人们发现,并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受到广大读者的推崇和喜爱。     

皇帝也贪财

明朝万历帝爱财,史家已有定论。即使在这位享国48年的皇帝健在时,手下一些不怕死的大臣如雒于仁在奏折中亦直言不讳地指责他贪财好货,难道皇帝还需要贪财吗？天子富有四海、不必贪财好货,这说法看起来不错,然而经不起推敲。理论上万历帝富有四海,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说法而非真正法律意义上拥有物权。     

祸根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给子孙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高福利制度。这就是他们不必从事任何劳动和经营,一切生活费用都由政府财政提供。这引诱得朱元璋的子孙展开了生育比赛,居住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竞有94个子女。据历史资料记载,朱元璋时代,皇族不过58人,永乐年间127人,嘉靖年间增至19611人,万历年间已达8万多人。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至近百万了。     

明代矿监税使事件中的原奏官（民）、委官及参随

万历二十四年六月,明神宗万历皇帝派出宦官往各处采矿,此后增派税使,统称“矿监税使”或“矿监税监”,简称“矿税”。奏请开矿课税的“原奏官”随之而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凡矿监税使派出,必由原奏官而起;凡矿监税使所到之处,必携原奏官同往。原奏官成为万历时期矿监税使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矿监税使和原奏官清一色的“京官”身份,委官和参随则复杂得多。     

张居正改革时期民族政策得失论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集团推行了以封贡互市为核心,以军事防御为主轴,以分化瓦解为手段的一系列边疆民族政策。由于这些民族政策以蒙古族为重点,忽视了女真族的兴起,且存在民族歧视等不足,因此,它虽然在短期内改善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疆统治,但长远来看,已难以适应女真等少数民族的发展趋势,相反还加剧了民族矛盾,成为导致努尔哈赤起兵和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吃喝二事

明末的江南才子冒辟疆,在他家乡江苏如皋水绘园请客。为了风光,特慕名邀一位淮扬大厨主持菜式。谁料来者却是女流之辈,她毫不客气地坐在上位,并问:"请教冒公子,打算订什么等级的酒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