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玉坛扶乩中的西方净土信仰

清初苏州“玉坛”的扶乩活动中加入了西方净土信仰,强调往生“法门”.玉坛训导体现出了佛道兼修、三教同源的色彩,玉坛“明心见性”的教法是道教内丹学与佛教禅宗修心法的汇合之处,这一点成为玉坛接受西方净土信仰的思想根基.这一事例也体现了佛教的深度“中国化”.     

宋代浙江佛寺与名茶

宋代浙江是佛教的重地,仅杭州一地佛寺就达四百多座,浙江全境的寺院更是不胜枚数。宋代浙江山地众多,普遍植茶,共有12州60多县种茶,产茶量居全国产茶路分前列。名茶众多,其中很多由佛寺僧侣栽培,湖州、越州、杭州、台州等地,都有寺院僧侣培植的多种名茶。佛寺之茶,因藉僧侣供佛、自饮、待客、施茶诸方面的茶活动,丰富深厚了茶文化的土壤,为在宋代达到极盛的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教”改革背景下的气动控制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三教”改革是指对教师、教材、教法的改革。本文针对高职气动控制技术课程教学现状,从课程标准与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师理念的转变、教材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三方面入手,对如何在高职气动控制技术课程教学中实施“三教”改革进行了探索。     

从《至元辨伪录》到《西游记》

《西游记》故事的由来演变,历来依赖静态发现之典籍文物证实,殆无疑义。但却忽视了动态因素,尤其是历代佛道论辩的影响。本文由距《西游记》成书最近之忽必烈时代《至元辨伪录》说起,以有关"戊午之辩"(1258)中的"佛道赌斗"事件作为大背景,渐次谈及《朴通事谚解》中"车迟国斗圣"及《西游记》中佛道斗法故事的形成,希望能为《西游记》中迸发的想像力寻找和梳理源流。     

柳宗元会通儒佛的交往模式及文化意义论

柳宗元的儒佛会通,通过竞生、依生的历史形态,在趋向对生的逻辑呈现中,形成了中印文化在时空、意义、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整生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唐主体意义结构的新变.同时,他在与韩愈、刘禹锡等共同努力下,不断探寻主体超越之路,开拓了宋学新境;进而,这种文化交往过程,为当今中国文化的新建与世界文化的和谐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旅游文学语言的精神栖居

旅游文学语言的精神栖居内涵着儒、道、佛三种哲思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本体作深层探索与认同的三种历史形态,其核心内容表现为对道德精神本体、自然精神本体、心灵精神本体的探寻和追求,呈现出儒家的道德的精神栖居、道家的自然的精神栖居、佛家的心灵的精神栖居。旅游文学语言的心灵之光照亮现实,为人们提供了摆脱现实异化与扭曲的精神力量和生存勇气,为人类构建了精神栖居的家园。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主题的演变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释、道三教是在不断冲突、不断融合中共同发展的。从社会教化角度的三教一致到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地位上的三教鼎立、三教争衡,再到思想义理、哲学层面的三教融合,至宋代,社会思想领域最终确立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基本格局。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思潮铸就了宋代文人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思想性格和处世心态,从而使宋代文学呈现出与前代有所不同的思想和艺术面貌。其中,文学主题的演变即是宋代文学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宋代隐逸的精神化转向、迁谪文人的自适情怀以及宋代诗文中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均与当时三教融合的思想文化背景有着紧密的联系。     

论韩愈排佛的二层维度

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伴随着排佛声浪而同步进行的,这其中韩愈的排佛言论可谓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然对韩愈排佛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学术界普遍认为没有“创见”、“不能推陈出新”;就此,文章意欲将韩愈排佛思想分为两个维度给予考察,并从其不被学界所普遍重视的“定名与虚位”论出发,着重分析韩愈在哲学思维层面反佛的思想及其与宋儒反佛的内在关联。     

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的诠释体例与思想特色

颜师古的《玄言新记明老部》在经典诠释方面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他将《老子》八十一章看作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通过精炼的语言提点和勾勒出了《老子》一书的逻辑层次和结构体系,透显出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玄言新记明老部》受到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互补思想氛围的影响,其批判、吸收、融合儒释资源的特色也很明显,在此基础之上体现出了较为清晰的道教化倾向。     

民主化先行式转型之评析——苏东剧变20年后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东国家相继发生政治剧变,随后开始了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制度转型。由于面临的初始条件及约束条件不同,同是民主化先行的原苏东国家呈现出＂同途殊归＂的转型结果,建立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显示出不同的转型绩效——民主化和市场化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通过对原苏东国家转型进程的总结和反思,试图说明,由于各国国情不同,通向民主化和市场化的道路应是多样性的,民主化先行式转型未必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