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净明道的思想与特色——以儒佛道“三教融合”为视角

南宋中后期、金元之际所产生的"新道教"最显著的特色,就是比以往更加注重融摄儒、佛二教的思想资源来充实和提高自己。主张"三教融合",既是它们顺应时代思潮发展的必然,也是它们各自理论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净明道较侧重于融合儒家理学,在强调伦理实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心性之修炼。净明道还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在心性论和修道方法上都受佛禅较深的影响。     

林希逸的三教会通思想——以《老子鬳斋口义》为考察中心

林希逸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他从三教会通的视角出发,广泛引用《孟子》、《周易》、《庄子》和禅宗等经典解释《老子》,完成了《老子鬳斋口义》一书,使该书成为中国老学史上一部有特色的著作。从形式上看,他广泛引用儒佛道三教思想注老、解老,显示出平等对待三教的态度。但从实质上看,他是立足于儒家思想本位,从多角度、多方位对《老子》语义进行训释和阐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儒佛道三教在《老子》解释中的会通。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中西科学会通的三种主要模式。其中,薛凤祚"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特色鲜明。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该模式完全可以推广,用来作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和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一方面对"用"持一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毋须拘泥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而是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     

走出“佛苯之争”的迷思——论第二次金川战役前金川地区苯教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关系

第二次金川战役后,清廷在金川地区实施了"废苯兴黄"的宗教政策,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取代在金川地区居统治地位的苯教。或许是受到历史上"佛苯之争"以及清廷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结盟传统的影响,研究者大都将黄、苯二者放在竞争与敌对的格局中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考察。事实上,战前格鲁派与金川地区苯教已有频繁的交流,两者间的对立可能并非想象中那么严重,甚而有相互影响乃至和谐融洽的一面。因而有必要就第二次金川战役前格鲁派与苯教的关系作进一步的考察。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萧子良集团与南朝佛教发展

萧子良集团是南朝极具特色的文化组织,它由竟陵王萧子良引领,吸纳了众多优秀士子和文化高僧.这些人从事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对南朝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影响突出表现在:理论上义学发达,玄学色彩浓厚,三教融合趋势明显;实践上注重修行,信仰虔诚,信众激增.     

儒佛关系与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进程

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在家与出家之别”、“孝贯儒释”、“孝心即是佛心”这几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佛教伦理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世俗内涵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当代佛教伦理只有与目前的世俗生活相结合．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梁武帝处理三教关系的教训

梁武帝早年即受儒释道三教熏陶,后来对三家学说均造诣颇深,并运用到个人信仰和治国理政的实践上。他虽有会通三教的可贵思想,但对三教关系又颇为纠结,力图并存三教、并用三教,但以佛教为唯一正道,最终未能平衡三教关系;又以政治的力量凌驾于众臣和百姓信仰之上,试图以佛教为国教,建立政教合一的佛教帝国,但佛教在当时并不强大,并没有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能,梁武帝也为奸人所用,导致亡国灭身,教训深刻。     

从“省之又省”到圆融三教——党争及贬谪与苏辙的思想蜕变

出于明哲保身的需要,苏辙元丰时期以老子之道作为处世哲学,兼容儒释,初步呈现出三教合流的倾向。绍圣以后,苏辙贬谪日重,心意衰颓,其思想更由儒道趋向佛禅,儒释道在苏辙那里更加呈现出圆融为一的态势。从"省之又省"到圆融三教,苏辙的思想变化代表了北宋中后期被贬士人群体由有所作为到不断沉沦的衰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