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错失改革机会

正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最终确定了第十五子嘉亲王永琰做自己的接班人。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于经验,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嘉庆元年正月初一,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堪称中国专制政治史上     

民国时期行政价值观体系的发展与演变

行政价值观是政府行为运作的基础,了解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对当前我国政府行政价值观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相关史料,从目的子系统、手段子系统、规则子系统、制衡子系统四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的行政价值观进行了尝试性的归纳与概括.     

“专制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认知中的生成与传播——以民国小学历史教科书为例

把秦至清之间的政治体制称为“专制政治”是民国至今许多知识精英认识和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重要观念,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分析工具.民国成立后,该观念作为合法、权威历史知识嵌入到历史教科书的文本中,并被广泛学习与传播,逐渐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视角和不证自明的知识预设.这种自民国以来建构的观念,不但深深影响了民国民众对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认识,也影响了时下国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评价和理性反思.     

专制政治与中国古代臣民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古代,围绕君权这一专制权力的核心展开的一系列君权合法化、强化举措,决定了专制政治追求表面的秩序,而无法摆脱深层的无秩序困境。专制权力对臣民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导致“胜利的是木头偶像,牺牲的却是人”(马克思语)的局面。     

中国古代人权精神缺失之分析

缺少人权精神的传统文化对宪政建设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专制等级政治形态、义务本位的传统价值观窒息了人权精神的生成。改造传统、培育人权精神是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当务之急。     

政治文明建设中应重视研究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提高党的民主政治能力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应重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质特征及实现形式的研究 ,重视解决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问题 ,重视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吸收和借鉴。     

钱穆若干历史观点商榷

钱穆认为中国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在政治上实行的是虚君制或者是君主立宪制,丞相是副皇帝,御史大夫代表丞相管理和监察着皇帝。钱穆从推理及皇家片面记述文字来否认秦代以来的古代社会是君主专制社会、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他的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不论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和制度的设计来看,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钱穆的观点都与秦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黄宗羲、顾炎武、梁启超、谭嗣同、鲁迅,以及陈独秀等前代史学家、思想家所作出的中国中古社会是专制社会的历史定论,没有理由进行翻案。     

论传统君主专制政治向现代代议民主政治转变的过程、机理和动因

现代代议民主政体之所以能取代传统君主专制政体，其决定性因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核心价值的独特性：它们比奴隶制和封建制生产方式及其政治核心价值更具有推进社会发展的价值增殖能力及其配套运行机制。     

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从宏观上兼评几部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

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鲜有对中华民国的总体性评价。历史向中华民国提出了两重任务:推翻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制度;废除专制政治,实现民主政治。中华民国虽终止了君主制度,但没有实现民主政治,长达38年的历史仍是一个过渡时期。民主政治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并没有扎根,传统的专制政治思想观念在中国社会中仍然极其牢固,启蒙运动存在局限。专制政治使中华民国三次错过了推进社会近代化的机遇。     

唐宋之际士阶层对专制政治的疏离与背叛——以科举制度的局限性为考察线索

唐宋之际,科举制度本身存在着各种局限。这些局限的存在影响了士阶层与专制政治的合流趋势,使一部分士人对专制政治产生疏离与背叛。虽然统治者为此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专制政治与士阶层之间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