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出爱情的真与痛——论严歌苓笔下的“错位”爱情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严歌苓十分擅长描写"错位"爱情。其早期中篇《倒淌河》《我不是精灵》及近作《你触碰了我》中的"错位"爱情,在有限的篇幅中,本能与根性,神性与凡性,以及感情与理智的对立冲突,呈露着人性最根底因素的复杂纠葛,就爱情主题内涵的挖掘而论堪称佳作。     

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美国华文女作家严歌苓的“中国记忆”小说研究(三)

将严歌苓融合中西文化视阈的“中国记忆”小说置于比较文学领域进行跨文化解读,展现作者在流散语境中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作为生活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流散作家,严歌苓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她努力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以滋养自己的生命,从而获得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崭新的创作视角;同时,曾经的母国生活经历和传统文化修养又深深植根于她的生命之中,积淀为无意识的创作取向和价值诉求.因此,她的回望母国的文化守望,既有对西方文化的扬弃,又有源于血脉的母国情怀,二者的对话和相互交融,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跨文化意义.     

女性与人性的对话——谈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

严歌苓是目前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文学作家.她的作品在历史与记忆的沉淀中审视人性的变迁,从女性与母性的角度揭示人性的魅力,从情感和欲望的两难层面彰显出人性的力量.她创作中的主角几乎都是处于极致环境中的弱女子,她们以强大而真实的生命力阐释严歌苓对女性的解读.在她的叙事中,"女性"的问题已经不是唯一的焦点,她将"女性"作为与"民族"、"文化"、"历史"等互有联系的部分被审视和书写.严歌苓试图找到一种能得到沟通的真正的爱,这是一种对更高更普范人性的探求,也许这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却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还原了文学是"人学"的本质.     

严歌苓小说《妈阁是座城》精彩句子

或许他是真富翁。不像百分之九十的富翁那样,你永远别想摘清楚他有多少是贷款．多少是集资,多少是明天才会进来的钱今天却已经花出去了。     

严歌苓小说的女性意识

严歌苓的小说被广泛的拍成电视剧和电影,她的作品不仅受到各大导演的喜爱,同时也得到了许多观众的追捧,尤其是她的小说中形形色色的女性更让人印象深刻。《金陵十三钗》里所体现的,战争中承受最大牺牲的是女性。她们要承受双重的毁灭,一是生命的毁灭;二是尊严的毁灭。《少女小渔》中属于弱势群体的移民一族小渔,由逆来顺受到自我意识的觉醒的过程,把社会底层女性的挣扎写的淋漓尽致。     

异质文化中的身份建构——从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看严歌苓小说的创作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在不同的创作阶段采取的叙述策略不断发生变化,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经历了几次循环往复,呈现出作家在异质文化中进行身份建构的焦虑和艰难,作家在经历"原本的我"——"失去自我"——"找寻自我"——"我就是我"的漫长旅程后获得了自我身份的确认和主体视野的超越,其文本创作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一种未完成的叙事状态的魅力——析《扶桑》叙事当中的第二人称

旨在分析严歌苓小说<扶桑>一文中第二人称采用的意义,以进一步拓宽"第二人称"叙述效果的研究,通过集中分析第二人称"你"在<扶桑>一文中的主要存在形态和由此构成的关于扶桑故事的三个文本,指出由第二人称构成的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实质上是一种元小说技巧.由此形成一种处于对话状态的"未完成的叙事",极具现代意识,并直接指涉文学文本的未完成性.     

从底层写作到女性叙事——评严歌苓的小说创作

通过对严歌苓小说文本的历时性寻绎与共时性解读,我们可以还原出严歌苓小说叙事主题的两重基调：对于底层民生的关注与书写;对于女性命运的体察与刻画。这两项主题在她的创作生涯中保持共生互渗的形态,钩沉其创作,使我们能够清晰的把握严歌苓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作品的独特价值。     

严歌苓笔下女性的卑微与顽强

严歌苓以西方价值观重新看待中国的革命史,在复杂多变的时代中塑造出富有人性深度的女性形象,她们是在沧桑、厚重的历史中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的一群。严歌苓作品中的女性忍受着命运的残酷作弄,表现出女性生存的艰难和身份的卑微。但女性的卑微并不表明她们是生活的弱者,严歌苓同时也写出了女性在巨大的生存困境下表现出的坚忍与顽强。     

严歌苓小说中错位情感的母题解读

母题研究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小说中的错位情感进行母题解读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作品研究方式。严歌苓小说的错位情感故事可以提炼出苦难与救赎、放逐与回归和命运与悲剧三类母题,通过对这三类母题的解读可以挖掘出严歌苓小说深刻的人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