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发生学探究

基于近年来新的考证和发现的文献,从发生学上重新考察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历程,有助于彰显马克思哲学的根本变革意义。青年黑格尔派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复原”他们之间的三次思想论战过程,本身即是对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呈现。其中,马克思在围绕“犹太人问题”同鲍威尔的持续论战中,初步建立起人的解放理论和以群众为历史主体的群众史观。此时,马克思所秉持的是现实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在与鲍威尔及其伙伴所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的论战中,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史的初步考察,并将现实的个体的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随后,马克思又一次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主要成员的新观点,正面阐释了社会和历史的前提及动力机制、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分工的后果与发展前景、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等,完成了唯物史观的创立。     

“关公”不必战“木兰”——透视美国华裔作家的“赵汤论战”

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和汤亭亭由于对美国华裔文学持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产生摩擦,演变成为美国华裔文学史上持久激烈的“赵汤论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赵汤论战”并无实质性的分歧,两者都致力于打破华人模式化刘板形象、对中国文化都有传承并都有不同程度的误读,对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贡献。     

十八世纪意大利的主权性论战:管辖权之争

18世纪意大利主权性论战,是与欧洲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相并存的政治话语,不同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地区的主权话语,意大利半岛的改革和论战呈现出宗教-政治特征,它与东方的中国礼仪之争共同构成了罗马教皇国扩张背景中的主权性叙事.意大利半岛主权性辩论是由受到启蒙运动影响、并在意大利完成范式转换的詹森主义者和其他君主主义者共同进行的,它是一个半岛内天主教启蒙和君主国家形态重塑的政治改革和思潮,具有政治—宗教特征.该论战,表现为管辖权之争的形态,即教廷对世俗统治的篡权论、君主的教会管辖权和世俗事务管辖权、教皇国的领土及主张的非法性等反罗马议题,充斥了整个18世纪,而罗马教廷方面则以彼得教义为核心进行了分别回应.该论战并非一个号召和修辞,而是对半岛各国的改革和君主政制重塑进程的响应和辩护.在一元化意大利意识形态中,管辖权范式既使辩论者们免于异端化指控,同时也使其主张局限于此.该主权性辩论和主权回归进程,不仅为意大利统一提供了意识形态准备,而且也为延宕至今的中梵(中国——教皇国)关系提供了历史镜鉴.     

清末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论战评析

清末为了寻求救国方案,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步分化为两大派别——立宪派和革命派。两派改造社会与政治的理念有很大差异,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双方理论虽各具特色,但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可谓是“殊途同归”。双方的争论是辛亥革命必不可少的思想跳板,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20世纪90年代“天人合一”问题争论的反思

工业文明繁荣的背后蕴藏着环境、生态危机,全球化带来新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整合,科学与人生观需要协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学人对"天人合一"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他们争论"天人合一"能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征,并在争论中逐渐深化了对"天人合一"的历史蕴涵的理解。他们的讨论并非无的放矢,而表现为对现实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怀,是中西文化之争在当代的延续,是科学与玄学论争在当代的重显。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孟子的"明心论"与荀子的"博学论"的比较

孟子和荀子都尊崇孔子,二者都从孔子那里寻找知识和道德资源,并根据不同的理解形成各自的教学思想和观点.二者的分歧源自前者尊"德"而后者主"知",首先表现为人性论的不同解释,然后由人性论的不同解释演绎出二者不同的教学主张.孟子假设人性"善",主张"明心论",较注重德性修养,重视"思"、"行"和"自然之教";荀子假设人性"恶",主张"博学论",较注重知识学习·重视"学"、"知"和"人为之教".     

学理探讨中的政治博弈——抗战时期关于三民主义论战的再认识

当下,学术界近乎将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论战解释为一场纯粹意义上的学理论争,而忽略了论战的深刻异质性内涵和政治内容。实际上,在三民主义论战中,一方面,中共的确从学理意义上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科学认识;但另一方面,中共也存在适应政治任务需要的内在诉求和意识形态化的价值取向,从而窄化了其进行学理层面探讨的视野,限制了其理论思考向更深层次的拓展。总之,论战从未与带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政治意绪相隔梗。      

浅析经济学家如何选择立场——以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论战为例

在十九世纪头二十年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英国庸俗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曾就经济危机理论、《谷物法》的存废和价值理论等方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在论战中,李嘉图坚决地站在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而马尔萨斯的理论则竭力维护以土地贵族为主的上流社会的利益。现试图从他们的学术研究和理论观点入手,结合两人的背景和经历,分析他们在论战中各自立场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     

基于超越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之现代中国文化观

基于对现代"激进主义"的反思,林毓生区分了"五四思想""五四精神"与"五四目标":所谓"五四思想",指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所谓"五四精神",指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所谓"五四目标",指以"自由""民主""法治""科学"为内容的"国家强盛"。同时,对于当时学界爆发的"科玄论战",林毓生认为,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他们实际上均以"科学主义"为"缺省配置",故都无法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基于上述反思,林毓生主张超越"五四思想"和"科玄论战",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即,重组与改造传统文化,在保持文化认同的前提下,使其实现现代化。此乃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