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中苏文化协会成立始末

新疆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于1939年,除了中苏文化协会的支持和各分会纷纷成立的影响外,还离不开新疆当时较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中共党员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努力。新疆中苏文化协会开展的工作促进了新疆各民族学者同苏联各民族学者文化艺术的交流,丰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在近现代新疆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传统文化价值论的类型与原则

对先秦时期的儒、道、墨、法诸学派在论战中对价值论( 即义利之辩)的多向性选择, 从价值论类型、价值论原则两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对儒家的“中和”标准之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历史成因及影响也略作了说明。     

在俄罗斯感受红色印记

不久前,我随红色旅游团游览了俄罗斯。我们这个旅游团,有80%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大都在中苏友好的氛围影响下长大,深受往昔红色文化熏陶,对前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去俄罗斯不仅仅是游玩,更意味着了解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前苏联,并追寻更多中苏人民革命战斗中的历史记忆。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我们便被带到了一个民俗餐厅。     

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努力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有关各方为争夺自然资源而引发的一场部族冲突,达尔富尔危机不能归罪于中国。中国政府从未回避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国际责任。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已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达尔富尔危机既是对中国非洲外交的一场考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对非外交的转型。     

中苏关系史上被忽略的“小事件”

中苏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纠葛,在彼此的竞合博弈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却又迷离。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红色苏维埃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其中无数闪耀的“大事件”中又有多少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小事实”？     

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变化诸因素分析

中苏关系在五十年代经历了从同盟到不断恶化,最后形成势不两立的状态,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就从各个原因方面入手,运用层次分析法,讲述中苏关系恶化中,个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所起的不同作用,从而使我们对中苏关系的变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试论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和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始于50年代的美国对印政策反思和对苏联、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促成了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的出台,美国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加速裂变中苏,并将印度拉入对华遏制轨道,此政策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得到充分贯彻实施.由于决策很大程度立足于主观的地缘战略假设和对印并不贴切的评估分析,肯尼迪政府上述政策最终未能达到预期设想.     

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商鞅:谁的成败

公元前361年,响应着秦孝公的号召,商鞅来到秦国。经过几番面试,终于获得信任,准备推行变法。可是秦国保守势力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太顽固,要变革,先得造变法的舆论。于是,一场由秦孝公主持的高端辩论会——事实上是一场高层大论战,在孝公的宫廷开幕了。辩论主要是三个人:主持改革的商鞅,反对改革的秦国权贵代表甘龙、杜挚,支持改革的秦孝公担任裁判。秦孝公既然已经有了立场,商鞅就不算孤独,事实上还占着优势。但是,秦孝公作     

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一个解读“科玄论战”的新视角

本文引入哈耶克关于“建构论唯理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理论架构,尝试着从知识论基础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两场论战（“科玄论战”与“民主与独裁”之争）加以重新审视。文章认为,以往仅就“玄学派”的哲学基础——“唯意志论”展开剖析,尚不足以完全凸显其所持的全部观点,也无法充分揭示“科玄论战”双方（分别以丁文江、张君劢为领军人物）真实对立之所在。而从哈耶克所提供的视角切入,则可发现,标榜“科学万能”的丁文江在知识论上秉持的是“建构论唯理主义”,由此导致了他对“全知全能”政治的醉心向往;与此相反,谨遵“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张君劢则出于对科学理性局限性的认识,在“新式独裁论”甚嚣尘上之时固守了其自由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