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三民主义论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三民主义论战是抗战时期的独特政治文化现象。论战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契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论战中系统化,同时又受到论战的影响,带来理论自身的不稳定性。      

中苏论战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转换

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拉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也启动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思路由"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的转换。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保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展开论战的,其"以苏为鉴"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深深存留着"以俄为师"的印记。     

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以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为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规模较大且影响深远的论战,论战焦点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到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此问题关系着是取消革命还是发展革命的问题,关系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及必然性问题,是历史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社会化、文化多元化的情势下,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又一次泛起,故必须认清其危害,旗帜鲜明地进行批驳,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清除历史虚无主义萌生的社会根源.     

在俄罗斯感受红色印记

不久前,我随"红色旅游团"游览了俄罗斯。我们这个旅游团,有80%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大都在中苏友好的氛围影响下长大,深受往昔红色文化熏陶,对前苏联这个曾经的"老大哥"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去俄罗斯不仅仅是游玩,更意味着了解为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前苏联,并追寻更多中苏人民革命战斗中的历史记忆。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我们便被带到了一个民俗餐厅。     

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看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

依存与冲突是抗战时期中苏外交关系的一个主要特点。本文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为例,采用国际化的视角,从苏联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背景、中苏在该条约中的收益、中苏在该条约中体现的外交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该约所蕴含的中苏外交的不对称性等四个方面来解读战时的中苏外交关系。本文认为,战时中苏外交依存与冲突的本质就在于维护中苏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明了这一本质,对于理解今天我国开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和谐多边外交关系也是不无裨益的。     

商鞅:谁的成败

公元前361年,响应着秦孝公的号召,商鞅来到秦国。经过几番面试,终于获得信任,准备推行变法。可是秦国保守势力太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太顽固,要变革,先得造变法的舆论。于是,一场由秦孝公主持的高端辩论会——事实上是一场高层大论战,在孝公的宫廷开幕了。辩论主要是三个人:主持改革的商鞅,反对改革的秦国权贵代表甘龙、杜挚,支持改革的秦孝公担任裁判。秦孝公既然已经有了立场,商鞅就不算孤独,事实上还占着优势。但是,秦孝公作     

斯大林试图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二战”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围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     

中苏关系史上被忽略的“小事件”

中苏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乱世纠葛，在彼此的竞合博弈中表现得那样明显却又迷离。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红色苏维埃还为中国带来了什么？其中无数闪耀的“大事件”中又有多少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小事实”？     

邓小平与中苏论战

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两党分歧的升级和逐步公开化,是以1956年2月14日到25日的苏共二十大为起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了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代表团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成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秘书长邓小平,以及王稼祥、谭震林、刘晓(驻苏大使)等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专家的派遣和管理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量苏联专家在短时间内涌向中国。这对于中苏双方来说,都是缺乏准备的,既没有相应的计划和措施,也没有确定的主管部门统一管理。而且,专家的聘请与派遣往往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直接交涉,上下联系或双方联系阻断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也导致在专家派遣和使用方面出现失误和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