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人文的紧张与冲突——20世纪20年代初"科玄论战"的文化与教育省察

"科玄论战"是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科玄论战"的背后隐藏着科、玄两派对现代化过程中理性与价值效用认识的分歧.在论战中,科学派高扬科学的大旗,促进了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科学派将科学奉若神明.显现出"科学万能"的意愿.玄学派对于科学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但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警醒、对科学、理性、知识应用于人生之域有限性的强调以及对人文价值的重视对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教育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启蒙意义.     

中苏改革比较及启示

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全面私有化和建立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结局,搞乱了国民经济,大大削弱了国家实力.其政治体制改革照搬西方政治模式,搞多党制和自由竞争,致使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导致苏联解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比较中苏改革给人以深刻启示: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坚强的领导集体是改革成功的根本保障;正确处理改革进程与改革成果、改革与稳定、民主与国家统一的关系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首访苏联：大葱成见面礼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揭开了中苏同盟的起点。毛泽东亲自为斯大林选好了足有两车皮的寿礼——车江西蜜橘和一车山东大葱,这也是中外外交史上少有的“国礼”。     

论国际危机的降级——以中苏危机（1969—1970年）为例

在国际危机管理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降级手段应对危机,对危机发展的走向和结果有重大影响.以中苏危机为具体案例,分析谈判、第三方干预、威慑和有限战争等管理手段在国际危机降级中的作用,可以更好地处理国际危机,以达到使危机降级的目的.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隔空参与：鲁迅与苏俄文艺论战

20世纪20年代,在对苏俄文艺论战的关注和参与中,鲁迅更多地站在了以普列汉诺夫理论为思想源头的“同路人”文学一边。鲁迅对苏俄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大量翻译,客观呈现了他对苏俄文学的价值取向,而在对论争文献的翻译和对苏俄文学丛书的编选中,则表现出参与论战的主体性。他对苏俄“同路人”文学的亲和,表明他本人即有“同路人”的思想内蕴,这成为他参与苏俄文艺论战的必然性。鲁迅的“立人思想”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的强调,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     

《中苏文化》与苏联电影在中国的接受（1936—1945年）

《中苏文化》是抗战时期由中苏文化协会创办的特殊刊物,旨在宣传中苏两国文化,促进两国人文交流。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中苏文化》作为抗战历史和抗战文化的重要载体,都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以《中苏文化》与苏联电影在中国的接受情况为切入点,从不同角度反映1936—1945年期间苏联电影在中国的传播的情况,对进一步发掘中苏文化、重新认识抗战文学史、解释苏联电影的工具理性在中国的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化问题与"文化学"建构的本土需求

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背景下,受西学启示,部分中国学人致力于"文化学"的建构.20世纪以来对于本土文化问题的广泛关注,提供了"文化学"理论在中国的独特的社会需求,导致"文化学"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文明边缘、学术文化落后的国家获得特别的发展,与其在西方学术界的景况相比,甚至十分超前.这一学科在中国,发轫于20世纪初开始的中西文化冲突;1930年代的文化论战对它的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推动了理论层面的思考和争鸣;建构者关于"文化学"学理的阐述,与思想界的文化论争紧密联系,学科的建构实际上以论证各自的文化观为基本目的.这一学科建构过程,反映了中国学人通过"文化学"学科的建构来"准确"认识自身文化价值的期望,和把握文明认知和自我定位的理论工具的需要.总的来说,知识自觉("文化学"的学科自觉)是文化自觉(民族意识觉醒)的派生.     

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评"亲亲相隐"之争

论战双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邓晓芒、刘清平等先生认为,孔孟的"亲亲相隐",导致了专制集权,而专制集权导致了腐败,所以"亲亲相隐"的血缘伦理思想应对今日的腐败负责;而郭齐勇等先生认为"亲亲相隐"思想与今日的腐败无关,"亲亲相隐"思想是合理的,在当代仍有着无上的价值.争议双方都脱离了社会结构转型这一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因而双方都是在空发议论,并无多大现实意义.双方均不应纠缠于血缘亲情伦理,而应探求如何构建奠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伦理秩序与社会正义.     

迷误者终误——回应邓晓芒先生,兼答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

邓晓芒先生<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一文,作为去年在<学海>杂志上与我们所进行的两个回合论战的继续,表现出了更大的迷误性.这种迷误性,通过邓先生无意或有心地忽略对方的回应从而表现出一种滑稽的乐观,及其仅仅着眼于论战的表现形式而将自己与对方加以完全悖谬的比拟,得到充分体现.张传文、黄邦汉两先生<一场空火虚耗式的论战>一文,则基于他们对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的理解而产生的假问题,认定这场论战没有现实意义,这种见解由于昧于儒家伦理论战的实际情况而不免流于浮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