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与“论”纠结——以陶希圣与《食货》杂志为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新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时期,此间,有关“史”与“论”的关系被反复提及.其间陶希圣所创办的《食货》,既是社会史大论战的重要阵地,又影响着中国近代学术演变脉络.     

试论后现代主义对“科玄论战”的消解

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基础主义、质疑科学主义、倡导多元化等主张有助于消解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分歧，更加宽容地看待这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表明中西文化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和践行一浪高过一浪，我们应该超越偏狭的眼界，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论战中的斯大林问题

中苏之间在斯大林问题上的论战 ,实质是一场关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苏论战直接导致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和破裂 ,在苏联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严重思想混乱 ,它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思考党领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     

论战略沟通（上）

在全球反恐战争期间进行战略沟通是美国政府各部门的紧迫任务。向世人解释我国政府的行动和政策必须成为头等大事。——美国国务院     

重估科玄论战——兼论丁文江对传播科学精神的贡献

科玄论战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学术事件，时为中国科学界巨擘的丁文江，在这场激烈的学术论战中，高擎科学的大旗，与玄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极大提高了科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力，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对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时代所限，丁文江对科学抱有一种过分的乐观，因而未能充分认识到科学精神自身所面临的逻辑悖论和复杂性。     

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最主要的原因是1957年以后党内出现一种"左"倾思潮.促使这种"左"倾思潮发展到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内阶级斗争的错误实践,二是"中苏论战"的进行.两者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促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形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澳洲华人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在澳洲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部分人组成“新民启智会”,利用“东华报”宣传康、梁改良主张,支持光绪复位,鼓吹君主立宪。1908年,民主共和思想传到澳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得到澳洲华人的拥护,共和派势力迅速增长。澳洲少年中国会发挥着宣传革命、主张民主共和,支持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政权的积极作用。1914年,澳洲华人组成国民党,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贡献。     

抗战初期中苏易货借款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率先为中国提供易货借款,支持中国反抗日寇侵略的正义战争。本文考察三次易货借款发生的时代背景、款项的支用情形及中国政府的偿债安排与努力,认为:苏联提供的易款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弥足珍贵;中国抗战之初外交困顿局面的改观以及战时国际强国地位的逐渐取得,借款功不可没。     

《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是由《读书杂志》发起,并主要以《读书杂志》为平台展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论战。本文关注的是《读书杂志》及其编辑者王礼锡和胡秋原为代表的《读书杂志》群体,在此基础上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以及其与《读书杂志》之间的关系。     

五四:文化论战,为何而战?——以陈独秀与杜亚泉为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陈独秀与杜亚泉发生了一场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战。对这场论战的评价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往往失之于简单化,但1990年代之后从保守主义立场上对这场论战进行的再估价也非常可疑。因此,这页旧账很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他们究竟在争什么?新文化阵营为何而战?论战开始之前,双方都在进行文明比较,但一方志在文化革新,一方意在文化保守,冲突可谓不可避免。论战中的分歧主要在于:一、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专制主义和呼唤思想自由,杜亚泉却习惯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不喜欢思想的自由状态,因而主张“统整”。二、陈独秀致力于批判中国固有文明和引进西方现代文明,杜亚泉却留恋中国固有文明而不满于西方文明的输入。三、杜亚泉致力于维护固有文明之“国基”,陈独秀则为这“国基”阻碍民主共和的健康成长而痛苦。作为共和国的卫士,陈独秀在当时的努力与蔡锷的护国壮举有同样的意义。任何再评价都需要首先尊重这一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