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士与敌手:1960年代中苏边界关系——对中苏边界问题的历史考察之二

19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分歧加深,两国关系逐渐恶化,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开始逐渐被政治化,中苏边界斗争出现了一个随着中苏两党政治斗争起伏而波动的形势。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调和转变为主动进攻和以斗争为主之后,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指导方针也相应发生变化,公开提出了中苏之间存在不平等条约问题。1964年中苏举行第一次边界谈判,两党大论战造成的思想上的敌对情绪,使中国摆出了进攻姿态。谈判最终破裂后至1968年初,中苏边界冲突逐渐升级,次数、范围、形式和规模都发生了变化。此后,中苏双方进行了反复较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毛泽东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僵局的重大决策,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中苏同盟彻底破裂,两国关系最终转入政治、军事上的对抗阶段。在此背景下,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1978年6月止,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对中苏论战及其理论问题的回顾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贯穿着反对苏共领导对中国党和政府的干涉控制和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论述了中苏分歧的主要问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观点。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党在论战中也出现一些重大的理论失误,这些失误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     

博鳌论战:激辩“中国模式”

在博鳌这个思想的集汇地,也不乏中国模式的批评者,他们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必须进行改变。一场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全方位激烈争辩,由此展开。经济增长:充满火药味的辩论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改革的有机发展战略

中国改革总体上走了一条鼓励民营部门自下而上生长,而不是国有部门快速私有化的道路,这在转轨经济学中被称为有机发展战略。本文指出,指导这种改革战略的本土理论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概念。而这一概念最著名的倡导者薛暮桥不仅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人物,而且在提出和论证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必要性时,明显使用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用过的论式,他的论证被学界广为接受,成为指导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这意味着中国独特的改革战略其实与数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有着亲缘关系。     

评析中苏两党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争论——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

中苏关于修正主义问题的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论战模糊了中国共产党的视线,使得中国共产党对世情、国情作出了错误判断;对马列主义作出了错误解读;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势作出了错误分析,进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去了科学前提、内在动力和主体自觉性,一度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中断。重新解读中苏论战,意义在于汲取＂吃了苦头＂换来的教训。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中断

中苏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又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中苏论战的影响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结合"的步伐,但在论战过程中独立自主原则被异化,论战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成为枉然,论战也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     

中苏同盟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影响

1950年2月中苏在莫斯科签订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条约。8个月后,中国出兵朝鲜战争,并在全国发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在同一年里,远东地区发生的这三件事,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     

新中国引智的序幕和开篇——中苏三次高端会谈与引智

从1949年到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有三次高端会谈,以此为主要标志,拉开了新中国从苏联引进智力的序幕和开篇。     

中苏关系与中苏援越格局的演变(1956-1975)

1956-1975年因中苏援越程度不同,中苏援越格局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据此可分三个阶段。中苏援越格局演变的因素诸多,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即是其中之一。中苏都把两国关系的演变、外交策略的变动作为本国制定、调整外交政策的基础,从而影响了两国援越的方针和格局。     

关于"科学主义"思潮的辨析 --从"科学与玄学论战"说起

本文从"科玄论战"说起,分析了科学主义与科学派、唯物史观派的关系,认为不能把科学派等同于科学主义,也不能笼统地说唯物史观派支持了科学主义.在科学发展趋向整体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日益互相渗透的今天,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